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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正风清的金融业与金融家

  策划人语

  “银行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服务行业,信用是经营基石,声誉是立行之本,‘银行’二字是行业共同的金字招牌。”8月27日,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表的题为《加强行业自律 涵养清廉文化》的文章中指出,“酒桌文化”“圈子文化”“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和陋习,对行业造成了恶劣影响,也为加强银行业清廉文化建设敲响了警钟;9月1日,北京银保监局也印发专项文件,提出要建设清廉的金融企业文化,树立风清气正的行业之风,并强调,在京各银行保险机构要完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加强“八小时”以外管理。

  近现代以来,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家,以及民族金融家中的精英们,秉承职业道德,坚守人品修为,关爱员工、尊重人才,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良好传统,他们的职业素养、家国情怀和人生境界,促进并形成了金融行业内简单纯粹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流传下良好行业风尚,值得当下的从业者借鉴。

  廉洁自律、爱岗敬业、风清气正,是红色金融家和红色金融事业的不变底色。凭借知人善任、爱护职工、尊重人才,红色金融家们展现出卓越领导才能、优良的道德修为和迷人的个人风采。秉承这些优秀“基因”,红色的金融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变革,流传下历史佳话。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优秀“基因”,使崭新的新中国金融事业得以健康蓬勃地发展。

图为中国人民银行旧址——中国人民银行台州支行旧址。

  求贤若渴的银行家

  作为社会主义金融机构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在新中国金融业创业之初,对人才求贤若渴,对职工爱护有加。一大批党内外优秀人才,被吸引到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旗帜下。

  人民银行成立后不久的1948年的深冬,文化名人冒舒湮穿越封锁来到华北解放区。冒舒湮曾任国民党当局的中央信托局专员和通易信托公司经理,抗战胜利后曾参加敌伪金融业的接收工作。他深刻了解国民党当局“四行二局一库”为首的金融体系,对上海、天津的银行业情况非常熟悉。

  为了解国统区金融业现状,也为了争取人才壮大队伍,南汉宸特地前去拜访冒舒湮。冒舒湮倍感惊讶并深深感动,他向南汉宸详细介绍了天津的银行、钱庄、海关、税务情况,并写出了敌伪金融业的详细情况汇报。

  冒舒湮在回访南汉宸时,人民解放军已向天津守敌发起攻击,数日之内,天津宣告解放,天津的金融机构接管和建立红色金融机构的工作迫在眉睫。南汉宸向冒舒湮提出邀请,希望他参加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南汉宸的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打动着冒舒湮,原本打算投身艺术工作的他,因南汉宸的知遇之恩和人格魅力,改变决定,即刻赶赴天津参加金融接管工作。

  受到同样礼遇的,还有曾在香港《文汇报》担任发行人的杨培新。抗日战争时期,杨培新在《商务日报》担任记者,在《商务日报》发表了许多报道,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在争取与团结大后方民族工商业人士同我党合作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因而,南汉宸决心聘请杨培新。

  平津解放前后,杨培新刚返回北平,南汉宸即登门拜访,诚意邀请他到银行工作。原本打算回上海《文汇报》或《新民报》的杨培新,被南汉宸的一片诚心打动,投身到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中。

  1949年1月,金融接管处进入天津,2月末,接管工作全部完成,接收了“四行二局一库”在天津的分支机构连同其所属机构,以及数家银行、信托公司等机构,接收了大量金圆券现钞、黄金、白银、银圆、美钞等。而更为重要的是,共接收旧职员1019名,工友828人,大量专业人员受到重视并被留用,充实了新中国金融机构的力量。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组织了金融接管处,接收了北平的官僚金融机构。

  

  图为在接管的基础上成立的红色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就这样,截至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上千家县市支行。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0余个,职工8万余人。

  “走出去” “走回来”

  对于接管后的国统区金融机构,尤其是官僚金融机构,大批专业人员的去留问题非常重要。在南汉宸等老一辈金融家的统筹安排下,对接管后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机构,原来的职员几乎全数留用,其中有许多业务精通的专业人员,南汉宸对他们非常尊重。为更好团结他们,南汉宸禁止人们称他们为“留用人员”;为发挥其专长,南汉宸专门设置了“专员”一职,聘任他们为专员。

  在关心和爱护下,很多民国时期金融专业人士“走出去”后又主动“走回来”,投身新中国的金融事业。

  早在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时担任总经理的周作民,新中国成立前夕暂时前往香港。1949年10月,金城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甘助予赴香港,向周作民介绍大陆情况,希望他回来主持金城银行工作。接替周作民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徐国懋,不断给周作民写信告知大陆情况,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欢迎工商业者回来参加建设,盼他早日归来,但他仍迟疑不决。

  1950年,香港金城银行资金周转困难,存款不到1000万港元,而呆账有数十万元。南汉宸了解情况后,当即通知香港中国银行拨给其500万元港币,作为定期一年的存款,令该行转危为安。此举令周作民十分感动。当年6月,他乘船到天津,受到热烈欢迎。他组织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联合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被推举为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董事长。

  在五行董事代表协商会第一次会议上,周作民致辞说“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无能,一般企业经营又乏具体的方向,我们只想集中各行的人力物力在社会盲目竞争中发展我们的事业。这次不同了,现在政府对于整个金融已有正确的政策,而于经营方面又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是想在此明确政策的照耀下,通过高度合作的方式,把各行人力物力作为浑然一体的运用,使能更有效配合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从而更有效地发挥金融机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应有的机能。”

  红色金融事业的强大引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红色金融事业的感召下,也在老一辈金融家的努力下,各项政策顺利推行,原私营金融业的银行家们积极响应,形成了良性互动。很多原私营金融机构的高级人才,经历了重大的思想转变,逐渐认识和接受了新政府的金融政策,他们在政治和业务层面的作用,得到了较好安排,继续为中国的金融事业倾注才华和智慧。

  曾出任新华储蓄银行总经理,主持该银行改组为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的王志莘。在上海解放后,主动配合新政府派员接管该行官股并对银行实行监督,该行顺利改组为上海地区最早的四家公私合营银行之一。此后,王志莘继续担任总经理,领导职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营业上保持了盈余,并发放股息。王志莘先后担任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的第二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的第二副主任委员。在1950年8月召开的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新华等合营银行在企业改造和开展业务方面的成绩,被充分肯定。而王志莘继续四处奔走,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建业银行的负责人协商,共同筹备五行联合总管理处。1951年5月,该机构成立,他继续为金融业发展做出贡献。

  曾在西北银行、河北省银行任职的沈日新,1949年前后出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时,他领导存诚钱庄带头购买了1万份公债,极大影响了当时的上海金融业。他回忆道,1950年私营金融业困难时期,“按照人民银行的安排,新华等大银行先公私合营,但小的管不了,我就出来,号召归队。”由他出面召集成立了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他是钱业方面唯一担任副主任的人,1953年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迁到北京,他也随之到京,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

  曾任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经理并开创该行全盛时期的陈朵如,是中国现代知名的银行家。任职期间,他曾数次拨款,资助党的地下组织作为活动经费。新中国成立前,浙江第一商业银行高管们商议是否赴香港,陈朵如坚决主张留在国内,继续完成汉口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大厦的建设。1951年国庆节前,大厦顺利竣工,成为上海解放后第一座新落成的大楼。陈朵如写信给旅居国外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促其回国。1951年11月,陈朵如率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正式加入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出数目不菲的外汇资产,翌年,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陈朵如出任联合总管理处副主任。

  一面是红色金融家们的修为与智慧、红色金融事业强大号召力,一面是原民族金融家的家国情怀与职业追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相互吸引,促进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顺利开创、蓬勃发展。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不少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留在上海等地金融机构,坚守岗位主持工作。

  仅在当时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总计有127位行庄公司代表人在联合董事会等机构中担任职务。原来各行庄公司经理、副经理、襄理等人员,有530人,其中430余人被适当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继续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恪尽职守。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