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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解读历史变迁——读钱穆《中国经济史》

  学者林毅夫曾说,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当前,我国不仅站在经济社会继续深度改革的时刻,社会各界也在不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在历史中寻找得失经验,却不失为学习发达国家经济学说的有益补充。钱穆讲授、叶龙整理而成书的《中国经济史》出版,近年多次印刷,成为读者了解传统社会中经济脉络的手册式读物。

  1954年至1955年期间,钱穆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能够帮助读者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当下,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真实还原财政历史

  近100年来,谈及封建社会,人们不乏诸多微词。而以经济视角观察,却能发现一些亮点。我国一些经济制度的实施,不仅早于西方,而且对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开始施行的王室与政府财政分开的制度。在该书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中,就专门提到了“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

  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是将国库与王室收支混杂一起。王室开支没有限制,道德风险泛滥,将导致国家财政受到影响。因此,该书指出,“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早有这一良好的制度”。

  汉代设置大司农,其管辖范围不限于农业,而是管理全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与此同时,汉代九卿之一的少府专管王室财政,谓之小财政部。颜师古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汉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田租、算赋及更赋,均归大司农掌管;政府支出则多样,包括中央政府在京城所有官吏的俸禄、祭祀、军费、土木建设、外交费用、救荒费以及各种行政费用,其中,官员俸禄是政府的第一大开支。

  掌管王室财政的少府,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江海陂池所得、山泽所得、园税、市井税、口赋等。少府负责支出的项目,则包括王室一切费用,囊括衣食住行、娱乐费、赏赐等。

  人们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田租与山泽要划分呢?田租归政府而山泽归王室?对此,钱穆指出,“此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由于古代封建井田制度时,土地属于贵族,但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自封建制变成郡县制后,田租由公家取用,因此山泽成为了天子的私人财富了”。当代英国,国家的土地、山川、海洋属于政府管辖,而全国所有的天鹅是女王的私有财产,与汉代这一制度颇有几分相似。

  这种财政双轨的制度,放在当时专制社会中,算得上是“善政”。钱穆也提出,如此可省去不少麻烦。封建时代,王室耗费开支巨大,而两级财政的管控,则可令帝王在支出层面变得更为谨慎。汉高祖、文帝、景帝,遵循古俗,开支极为节俭,宫女不过十余人。汉文帝的皇后所穿服装,尚不及当时待出卖女奴服装之美,可见这一制度约束有所成效。

  追溯社会变革的经济动因

  从经济视角解读历史变迁,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学术观点。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对社会经济的关注,远不及政治教化,致使传统的历史学者,对社会变革动因的观察,往往从政治势力、军事斗争、价值取向等方面考察。对社会形势的定性,也使用简单的治世、盛世、乱世等标签词语。《中国经济史》则带来不同的解读方式。

  钱穆提出,“魏晋南北朝可称为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亦可说是黑暗时期”。这一判断为“魏晋风流”的传统观点打上了一个大大问号。

  诚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才是评判一个时代优劣的首要标准。正如书中所说,“西方人只看伟大的建筑艺术、伟大的雕刻艺术,却忽略了贫穷黑暗的一面,忽略了垂死挣扎的奴隶”。

  魏晋时期,北方强宗大族为逃避五胡乱华,来到南方。当时北人逃难南方是带领整个家族,有几万人或数千人成一族团。当时政府不管侨郡事务,侨郡之户口册为白册,受政府优待免赋税劳役。由于侨郡之北人不能再回北方,政府遂将户口册重编,名曰“土断”。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已不能再算寄居之侨郡。因此,南方掀起了社会大变动。

  例如,书中直指孔氏家族“一到南方,漫山遍野,占地住下后,全是一个家族。俨如一个家乡,并无杂姓,已较一县为大”。

  强宗大族到了南方,圈地而居,成了新贵族。当时侨郡所占之地连山带水,不光是平原。当时有言曰“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可见,此时南方的土地问题与农业关系小,与商业关系大。例如,孔灵符在永兴建立别墅,周围33里,占地达265顷,含两座山,果园九处。

  因此,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难免迎来贫穷与黑暗。豪强门阀林立,南北对峙战火不断,经济增长更无从谈起。

  钱穆指出,王羲之写字,一辈子生活无忧,才可专注精神于书法艺术,这乃靠其有良好的经济背景。可谓一语中的,直指社会核心矛盾。

  钱穆说,拿中国经济史的眼光来看,农民大众当时没饭吃,社会黑暗。因此,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甚低,这也就理所当然了。

  站在人文思想的高度

  历史有低谷,就会有高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无可否认的盛世时代。《中国经济史》则更看重背后经济制度的作用。

  唐代大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唐代的租庸调制度中,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之政策上,可使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

  钱穆称之为“为民制产之德政”。

  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较为完善的时代莫过于西汉与唐代,但汉代赋税虽轻,但有无田地者亦须缴交口赋及服更役,有些人不得已则出卖为奴,或亡命为盗。唐代则没有无田之丁户,人人缴得起庸调。

  书中提及租庸调,总结了诸多优点:税收项目分明,使当政者不能也不必横征暴敛,无法随时增税;同时,这一制度含有为民制产的精神:农民到18岁由政府授田,到60岁则将田归还政府,同时实行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是汉代制度所不及之处。

  因此,书中总结说,“租庸调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之中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

  在租庸调制度下的农民生活,较为宽舒安恬。农民生活之宽舒,促成了整个社会之安定繁荣。故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历时100余年,有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在古代,经济史往往见于各部史书的《食货志》中,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但《食货志》中材料往往不足,不足以连缀起中国经济历史的宏观结构。

  钱穆虽然并不精通西方经济学原理,一些论断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但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钱穆在《如何研究经济史》中提出,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