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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早期谈“金融”的两篇文章

  “金融”一词,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日语中的“金融”,应产生于明治四年(1871)日本颁布《新货币条例》、统一币制并确定金本位之后。

  目前所见日本人较早谈“金融”的文章,有明治八年(1875)九月三野村利左卫门所上《金融ニ関スル建言書》(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这个建议书多次谈及“金钱融通”,并说当时日本国内“金融壅塞”,恰如人体血液停滞。“金融”显然是“金钱融通”的缩略语。

  “金融”一词问世后,在日本广泛使用,后来逐渐流入中国。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做了很多调查工作,出版的书中多有“金融”一节。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在翻译引进。较早出现“金融”一词的中国书,有1898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书中《德国公司总数考》系翻译日本作者的文章,其中说“德之金融会社纸币发行银行三百五十九所”。同年《湖北商务报》第十八期刊有《论正金银行兼营日清贸易金融机关事宜》,注明译自《时事新报》等等。这些零星散见的“金融”,都源于日本人的文章,属于借用的日语词。(对“金融”一词在日本产生、流传的过程及词义变化,可参见艾俊川《“金融”与“银行”丛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六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

  那么,最早使用“金融”一词写作的中国人是谁呢?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六期开辟问答专栏,回答读者的问题。一位“东京爱读生”提问:“日本书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国以何译之?”

  梁启超答道:“金融者,指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惟值字仅言其性质,不言其形态,于变动涨落之象不甚著,且省称银值,尤不适用于金货本位之国。日本言金融,取金钱融通之义,如吾古者以泉名币意也,沿用之似亦可乎?”

  他的解答简明扼要,可惜并不准确。“金融”是“金钱融通”之义不错,但“金钱融通”并非“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金钱融通”指通过借贷等业务形成的货币交易和流通,“金银行情”则指货币相对于商品的价格。严复译《原富》中的“金银本值”,在亚当·斯密原作中是“values of gold and silver”,省称“银值”的是“value of silver”。“金融”在十九世纪对应的英语词是“circulation of money”和“money market”,二者不是同一概念。虽然如此,梁启超仍是现在知道的第一个论及“金融”的中国人,而且他认为“金融”胜于严复创造的“同义”新词,不必翻译就可直接沿用,可以说为“金融”在中国流行打开通道。因为梁启超和《新民丛报》在引进日本词语、创造中国新词方面影响巨大,如果当时他另造一个新词,说不定后来就没有“金融”什么事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金融”是个简单的词,为何提问者看不懂,回答者梁启超也没看懂?究其原因,“金融”虽由汉字组成,却是一个纯粹的日语词,仅凭汉字难以理解其意义。

  首先,“金”是日本货币本位。中国使用银本位,凡与货币有关的词多用“银”字构成,如“银行”“银票”等,仅看“金”字,未必会联想到货币。其次,“融”在汉语中很少单独使用,“融通”的意思,汉语和日语也大不相同。

  汉语中“融通”主要见于佛学和理学著作,指融会贯通,在思想上与佛或圣人合为一体,与金钱搭不上关系。

  不过两个字翻过来的“通融”一词,有时与银钱有关。“通融”词义复杂,可以指贯通融会,也可指商量、变通、协洽、统合等等。除此之外,“通融”还带有“互通有无”“以丰补歉”的意味。在官,常指各地方或部门之间挪借钱粮。如清乾隆《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八记雍正帝谕旨:“朕君临万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谷不敷,自然接济于邻省,有无相通,古今之义……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见,不肯通融接济,则朕办理甚难。”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一《解部减成减平留川待拨折》:“将历年扣收减成减平银两随时通融挪凑,勉强支持”。这也是清代“通融”最常见的用法。在民,有时是“借贷”的代名词,如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卷四《请筹议备贮书》:“地方绅商无通融借贷也。”又如无锡人廉泉在光绪末年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侄自来沪上,缓急之需,向恃祝兰舫处通融。”(《历史文献》第二十辑,295页。)这类“通融”虽指银钱借贷,但只是具体行为,无法指称整个货币市场或货币运行。

  “融通”在日语中表示货币运行的状态,在汉语中却与货币无关;“通融”虽然可以帮助理解“融通”,但“金钱融通”是一个超越了具体行为的抽象概念,二者并不同义;将“融”字抽出与“金”字组词,“金”在中国又不是货币。如此“金融”,也就难怪中国留学生看不懂,甚至在日本生活有年、博学多闻的梁启超也一时读错了。

  1903年,再次有中国人撰文讨论“金融”问题,这就是发表在《浙江潮》第三期上的《中国金融之前途》一文。作者无逸,应是浙江留日学生。

  文章的标题下,有双行小注“金融者,金银之融通也,以金银流通于市面之谓”,准确解释了词义,也道出当时留学生大多仍不了解“金融”真义,更不用说国内的人了。

  《中国金融之前途》起首即云:“金融者何?实业之元素,生计之胚胎也。是故金融不敏捷,则各实业之资财,皆将成为废物而无可利用。”在这一认知高度上,作者对比了中国和外国金融业的差距,指出外国银行大肆进入中国,必然导致中国在融资、贸易乃至货币发行等方面遭受重大损失,呼吁中国特别是浙江发展自己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篇长达十页的文章,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人撰写的金融论文。

  《浙江潮》虽是中文杂志,但由留学生在日本编辑出版,和中国本土刊物有所不同,因此还不能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金融”一词在中国流行的开始,此后中国书报中也少见“金融”的身影。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金融”突然大量在《申报》中出现(一年里使用13次),标志着它成为一个汉语新词。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