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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是我国“三农”唯一出路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员刘勇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战略要求。今年年初,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提出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如何认识和理解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以及很好地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为此,《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员刘勇。

  《金融时报》记者:“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中央高调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有什么重大意义?

  刘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背景下,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思路、任务、政策等多维度进行的具体工作部署。

  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我们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发达国家都是建立在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农业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论证消除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如欧美、澳新、日韩(也是规模农业,只是小一些;我国农业只能称为微型甚至毫型农业);甚至以色列;另外是新加坡、梵蒂冈等独特小国。反例是前苏联、南美等;而中东石油高收入国家不是发达国家。

  从工业化理论分析看,完整的工业化,事实上需要经过轻工业化、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石油化、化学化和良种化等)和服务业化四个阶段。但后发国家往往为赶超而忽视农业现代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的服务业化阶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从中国的实践看,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突出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短板”上。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存在“四大短板”:农业、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其中农业最为关键,它的解决不仅可以为我国现代化奠定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为解决其他三个“短板” 提供条件。

  《金融时报》记者: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农民收入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时代以后,“三农”工作将面临怎样的形势,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

  刘勇:我认为,家庭式农业集约化经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

  从农业的生产特点看,利用生物生长来生产,周期长、产量小、环节多、效益低,只适合家庭式集约化经营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失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问题。

  从农业的产业特点看,由于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为使单产效益低的农业也获得产业的平均利润,就必须采取适当的规模经营。同时,也要求规模经营的农民具有较高的素质,发达国家的农民多有较高学历,其收入也都在社会中等收入以上。

  从农业在经济中的定位看,由于其基础性和脆弱性,不能把农业当做就业的蓄水池。应该用服务业来替代农业蓄水池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也主要是向服务业转化,这也是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之一。

  《金融时报》记者:人们注意到,中央此次提出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而不是“农村振兴战略”。请问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刘勇:这个问题提得好。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中美城镇化的差异,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美国有250万个规模化农庄,平均耕地在200英亩以上,农业从业人口仅占1%,但农村居住人口占10%(其中,2%为农民家庭人口,其余7%主要是“三农” 服务人口),已经没有“村庄”了,只有为农业服务的专业镇,大约2.3万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约280个),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而中国有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农业人口还高达7亿人,占比50%左右,每个村平均人口近195人,建制镇(包括乡集镇)近3.2万个。

  通过对比中美城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这样把握中国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如果美国今天的农业农村就是中国明天的农业农村,那么,未来中国乡村演变的基本方向就是,家庭农庄规模化、“为‘三农’服务的”特色小镇化(还有农田生态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具体转变如下:

  每个村留下一户或外来农业人才专业大户,变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为农庄,形成集约化规模化家庭农庄。事实上,农业集约化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将大大提高农村生活成本,因此,振兴乡村需要人口的双向流动,城市富人的郊区化、农村穷人的城镇化。

  相应建设2.5万个以上的专为农业“产中、产前和产后”服务的特色小镇(这应该是特色小镇发展的主流,其余发展为非农特色小镇,如交通、文化、旅游、体育、养生、风情等),逐步形成2000个城市、3万个“三农”服务和非农特色小镇以及360万个农庄的城乡一体化新局面。

  《金融时报》记者: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起草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估办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会缺位。请问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刘勇:建立农业生产产品的期货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其基本过程是,每个农业大户在每年农业生产开始时,就都从专门的农产品期货公司获得一笔期货预付资金。农户用这笔资金支付这一轮农业生产周期聘请的各类专业化农业服务公司所需要的所有开支,如种子农药购买费、耕地服务费、除草服务费、收割服务费等,等生产出来的期货农产品交割后,最后剩下的经费就是这一年该农户的净收入。这只是考虑了农业生产正常情况下的金融服务安排,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风险因素,还需要给农业生产加上一笔保险费用的金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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