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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益性合作金融 补齐普惠金融短板

  主 持 人:本报记者 马梅若

  特邀嘉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 杜晓山

  脱贫攻坚行至中场,正到了爬坡过坎、突破深层次矛盾的阶段。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要一鼓作气,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

  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日期进一步临近,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改革不断深化。当前,这场攻坚战还面临着哪些困难,要从何处突破,这是下一步攻坚的重点、难点。日前,《金融时报》记者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和探讨。

  普惠金融:“为了谁”与“怎么为”

  《金融时报》记者:伴随着本轮扶贫攻坚号角响起,普惠金融作为扶贫的重要力量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前期脱贫工作卓有成效的基础上,这场战役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更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您认为现阶段普惠金融有哪些难点亟待突破?

  杜晓山:目前,我国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不少,对普惠金融的认识仍有诸多的差异和误区。普惠金融服务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集中的特征明显,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普惠金融宏观、中观和微观体系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数字鸿沟”问题凸显;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高等。这些短板应是今后力争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覆盖率和服务深度不足这一短板问题的解决。

  这些问题和难点有很多是相互交织的,很难说哪个是“最大的难点”。如果一定要说“最大的难点”,应该是我国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普惠金融的两条最基本要求。

  一是普惠金融还不能为它的主要金融服务对象——小微企业、城市弱势群体、农民、贫困人群、老年人、残疾人,大规模、有效地提供所需要的便捷、适宜、价格合理的各种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二是还不能实现金融服务供给方自身在不依赖外部补贴、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保本微利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刚刚您提到,普惠金融还不能为它的主要金融服务对象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未来应如何突破这一瓶颈?

  杜晓山:我认为,应该对普惠金融的不同层次的客户群体和不同类型的供给方分类施策。

  普惠金融是针对传统金融“二八定律”外的“长尾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它的客户群体也分为高、中、低端不同层次的群体。粗略的客户层次可大体分为: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为高端客户;个体工商户和普通农户为中端客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一般为中到高端客户;贫困城乡群体为低端客户。

  我们应鼓励不同机构基于自己的发展愿景、业务专长、技术能力等综合因素,对不同层次的客户群体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方式。例如,对中低层级,尤其是低层级群体的融资服务,应多发挥规范的公益性小贷和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对中高层级群体的融资服务,要多发挥各类商业金融的作用。

  不能把“特惠金融”当作“普惠金融”

  《金融时报》记者:商业可持续性的缺乏怎么改变?

  杜晓山:我们必须从认识上明确一件事:特惠金融不是普惠金融。

  从总体来说,我国的普惠金融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我国仍依赖补贴式的特惠金融手段来弥补普惠金融客户,尤其是贫困群体金融服务不足的缺陷。在特定的空间时间,针对特定的战略意图、政策目标和服务群体,运用特惠金融的方式是必要的、可行的。就我国基本国情而言,在脱贫攻坚战时期,特惠金融是必须的。

  但它本身存在固有缺陷,例如财政压力大、效率低、不可持续,易对正常的金融市场形成“挤出效应”,易产生弱势群体的“等、靠、要”,易造成目标群体偏移等问题。普惠金融的特性之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运用特惠金融的手段恰恰不具可持续性。

  当然,真正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绝非易事,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统筹协调系统地解决相关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如您所说,要形成真正的普惠金融机制需要系统性改革。就实践而言,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杜晓山: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在政府和监管部门出台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改变考评标准和办法,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把现在以考核商业金融机构财务绩效为主的“指挥棒”改变成考核评价普惠金融所要求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等,转变为同时考核业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指标体系,使商业机构不得不改变他们脱农脱小、追求高利润、追求大项目的冲动。同时,出台的政策法规要有利于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题。要明确授信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与内部考核、薪酬等挂钩。

  对服务不同层次客户群体的不同类型金融或准金融组织机构,应有相应的货币、财税和监管政策。应稳定加强小企业融资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向小微企业、个体自营、农户等经济体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业务;特别支持参与脱贫、减贫、扶弱的金融机构和业务。注重应用现代科技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扩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金融时报》记者:除了传统的财政补贴、政府增信、银行特色产业贷款等金融服务,您认为还能从哪些方面补齐当前普惠金融供给的短板?

  杜晓山:公益性小贷组织和新型合作金融机构,是补齐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板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中的“五、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项下“(二)确立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法律规范”——“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我认为有必要对公益性/非营利性小额放贷组织作出专门规定,需要解决它的法律地位和融资渠道问题。另外,规范的“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组织和新型合作金融组织也是中央政府鼓励发展的对象。

  应当看到,规范的合作金融和公益性小贷组织是金融领域中的社会企业,它们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目标宗旨、机构性质、服务对象、服务方式等方面有着很大区别。相对于商业金融机构,他们开展普惠金融是自觉自愿的,有其优势和特殊作用。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