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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征途上的“闯将”

  他是深圳金融改革早期的亲历者、推动者、见证者;他勇立金融改革潮头,率领和团结深圳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大潮中创下了一百多个“第一”;他敢闯敢试,在深圳经济特区的金融改革探索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

  2018年夏天,在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办公大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坐在《金融时报》记者面前的王喜义,精神矍铄,面带微笑,思维清晰。对于记者的问题,他娓娓道来,似乎数十年前的峥嵘岁月就在昨日。

  “1985年5月底,我南下深圳,以帮助工作的名义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的工作,但当时只干了半年,总行就把我调回了北京。1988年7月,我第二次来到深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涛汹涌的金融改革大潮中,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82岁的王喜义声如洪钟,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经历,如数家珍。

  小舞台上唱大戏

  1979年10月初,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几天后,邓小平再次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这些指示,振聋发聩,深入人心。当时,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多年的王喜义已经触摸到改革脉搏的有力跳动,心中澎湃着对改革的向往。抱着“到特区去,要放开束缚大干一场”的心态,1988年,王喜义申请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沿的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彼时,深圳的金融改革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次南下深圳,尽管只有半年时间,但王喜义还是“砍下三板斧”:第一是拿到“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批文;第二是成立深圳招商财务公司,为此后招商银行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三是筹划、推动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开业,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

  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项改革探索,在当时都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都需要改革推动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的设立,就有一些插曲和故事。王喜义回忆称,1985年,人行深圳分行起草了成立特区证券公司的报告,在将报告带到总行后,当时的金管司司长说,中国没有股票市场,你搞这个干什么?碰了钉子的王喜义没有放弃,在参加人民银行第二任行长曹菊如的追悼会时,他找到了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当场就给分管行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就这样,1985年9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第一头“垦荒牛”。

  特区证券公司成立后,承销了深圳发展银行发行的股票。而他们的第一单交易,是1988年1月8日买了400元国库券,数额虽小,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首笔交易。1988年4月11日,特区证券公司又与深发展签订协议,将深发展股票挂牌买卖,开创了深圳股票柜台交易的先河。

  想方设法推动特区证券公司设立,只是王喜义在深圳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深圳市委宣传部8年前在“深圳经济特区30年杰出创新人物候选”中如此介绍王喜义:“担任人行深圳分行行长期间,他率领和团结深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金融机构领导,大胆进行金融改革与创新,创造了领先全国的121个‘第一’,绝大部分被推广到全国。他在深圳探索建立人民币货币资金市场、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黄金饰品市场;率先将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引入中国金融实践;率先推行楼宇按揭贷款;率先建立银联公司;率先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率先建立贷款证制度和经济档案制度……”

  一项改革,一个创新,总得要经过试验,总得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来推动。在深圳金融改革进程中,王喜义以及他的同事们,正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取得了累累硕果。1996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在给王喜义主编的《金色辉煌——深圳金融创新纵览》一书作序时写道:“他们在深圳这个小舞台上演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出大戏。”

  就一个“闯”字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对广东省委主要领导说的这番话,迅速印刻在改革者的脑海中。

  “杀出一条血路”,更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金融改革要走的路子。“强调是‘血路’,因为没有平坦大道可走,是一条坎坷的征途;强调是‘杀出’来,因为不是别人给铺就的。”王喜义说,这为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就是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改革春风吹动了南粤大地,整个特区正以“深圳速度”“深圳效率”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经济建设的腾飞进一步呼唤着金融服务,已有的传统金融格局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

  改革需要敢闯、敢试,改革不能等、靠、要。经历过特区证券设立以及早期部分公司股票发行后,王喜义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深圳要进行的这些改革,都要去总行去审啊,批啊,它肯定有难度,因为他们没经历过,我们也没经历过。”“改革要善于摸索前进,不能事事都请示批准,件件都汇报同意,在保险箱里搞不了改革创新,也成就不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王喜义说,“所以我们此后的许多改革, 有的是‘斩而不奏’,有的是‘边斩边奏’,有的是‘先斩后奏’。”

  改革中的“闯”字,还体现在改革者对“乌纱帽”的态度。王喜义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当初前任领导对他们领导班子说的一句话:“我们到深圳经济特区是来干事的,不是来当官的。我们的‘乌纱帽’不要戴在头上,要放在桌子上,准备人家随时给你拿走。”这句话,这种精神,始终鼓舞着王喜义,也成为他勇闯改革路的一份底气。

  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必然会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改革开放之路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必然要应对各种艰难困苦,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由于主持多项工作的推进,王喜义难免得罪人,他曾遭到诬告,也曾收到过夹着子弹头的恐吓信。

  “人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打上同时代的烙印。”原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副行长,他评价王喜义时说,王喜义胸怀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不息的心愿,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搞改革、干工作,往往与个人利益无关,纯粹源自一种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而且,有时为了某项创新,除了个人付出巨大的辛劳之外,还会与现行管理体制发生冲突,甚至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

  改革是一曲大合唱

  “仔细想来,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我们作为在深圳金融战线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进行的一些大胆尝试、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承载着全国金融同行的重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国金融同仁的帮助下取得的。”王喜义在回忆改革经历时,多次强调这是“一曲大合唱”。

  早期的改革,的确需要自下而上地“摸石头”,同时,也要有各方给予的条件与支持。王喜义说,深圳金融改革的成绩主要是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政策优惠,得益于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这是很重要也是基本的因素。其中,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被确定为省一级分行,总行给当地人民银行一部分资金,可以统一调配。这些政策都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金融改革。

  “在深圳金融创新的‘第一’中,许多都是在上级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历史的连接作用。”王喜义告诉记者,比如,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到发行A股、B股上市、基金上市、券商队伍建设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与运作等,前后经历了陈慕华、李贵鲜、朱镕基、戴相龙四任央行行长,都是在人民银行主管的十多年时间里建立并运作起来的。“尽管这些都属初创阶段,但对于处在深圳金融创新前沿的我们来说,当属最艰难的时期。记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情况,是不能忽略这一长达十多年的初创历史的。”

  在改革“大合唱”中,显然还有更多的参与者、支持者、实践者。在王喜义看来,深圳的金融改革得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他们为金融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各金融机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发挥了整体功能;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样是深圳金融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创造金融改革辉煌的强有力保证。

  “改革的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也是一条对改革者进行严峻考验的路。”王喜义说,作为一个改革者,自己踏上了这条改革之路,就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就要有勇于奉献的精神,就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岁月更迭,沧海巨变。深圳金融业已经进入新时代,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改革探索、奋斗的“闯将”们。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