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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经济问题 需要结构性“药方”

  我们已经开始走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相比20世纪,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的生产力就已经获得了显著提高。而现在,人们正在拥抱一个新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科技也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区块链,这些新兴技术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距离成熟的大范围应用,并且对全球生产率提高有实质性帮助的阶段,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全球生产率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叠加长久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民粹主义风险,正在令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变得更加复杂,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加。

  在经历了短暂复苏后,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谷,逆全球化势力增强,民粹主义风险加剧,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愈发凸显。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团队认为,贸易和制造业的持续好转将为全球经济带来一轮改善,预计全球GDP增长将从2019年四季度2.9%的谷底回升至到2020年四季度3.4%的水平。然而,若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顽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或改善,全球经济的复苏之路和高质量发展之路注定将面临更多的阻碍。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的低速增长,利用宽松货币政策仍是大多数经济体的首选。然而,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以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央行依然维持了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在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情况下,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仍选择在2019年降息,这无疑令货币政策空间大幅收窄,以“空间换时间”也许可以推迟经济衰退的到来,但终将留下隐患。

  另外,尽管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构多次呼吁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出台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支撑经济,但鉴于目前全球债务水平高企,债务“高山”已经摇摇欲坠,以德国为代表的拥有财政盈余的经济体使用财政工具的意愿不足,货币和财政政策都难以拯救全球经济于水火之中。

  在传统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受限的情况下,积极应对结构性问题,将有助于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寻找到更宽阔的出路。在众多结构性问题中,贫富差距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全球化虽然增加了整体的财富,但财富的分配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部分成员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而在众多的发达经济体中,区域内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由经济全球化、贸易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未在经济体内部得到良好的再分配。

  更重要的是,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恶化,众多经济体中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从2019年的形势中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将倾向于给自身经济构建起保护主义的围墙,并且将经济结构性问题向外归结为贸易问题,从而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而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负面循环,损人不利己。

  更进一步看,贸易保护主义席卷全球,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从WTO上诉机制在去年12月的停摆中可见一斑。在WTO改革以及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合作成为了新趋势。同时,利用科技为全球贸易插上数字化“翅膀”也将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新动力。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问题也将影响到全球生产率。低人口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将对人力资本的这一重要生产要素产生负面影响。当前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2018年日本的总生育率为1.42,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确定版)》显示,韩国的合计生育率仅为0.98,而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19年全美人口增长率继续保持下滑,主要是受到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外国移入人口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在没有足够多移民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会限制劳动力的增长。而在生产率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限制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拖累经济增长。

  此外,为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环保问题也需要全球各国政府间通力合作以及宏观政策协调。总而言之,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解决当下棘手的问题,并提高生产率,给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开药方”必不可少。

责任编辑:杨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