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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以“六稳”政策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专访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外环境局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也面临多重压力。对此,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表示,虽然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将有所减慢,但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的效应将继续显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号有利于稳定企业的信心,“六稳”政策会逐步发挥作用。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2018年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金融时报》记者:201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请您简要地回顾一下。

  祝宝良:2018年年初,基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稳中向好、世界经济继续复苏的实际情况,我国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作为2018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加快结构性去杠杆步伐,加强金融监管。但进入4月份后,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先后出现,中美经贸摩擦爆发、民营企业出现信用风险、基建投资下滑、股市下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预期不稳信心不强。面对这一局面,中央审时度势,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预调微调,2018年7月31日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措施,释放出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政策信号,社会预期开始稳定。总的来看,2018年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外部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结构调整阵痛继续显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仍存深层次问题和突出矛盾

  《金融时报》记者:一方面,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平稳,GDP增速符合预期,通胀保持温和水平,财政支出仍有积极空间;另一方面,外部不利因素增加,内部的深层次问题也开始暴露。您认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祝宝良: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我国出现了民营企业困难增加、基建投资回落过快、房地产泡沫加大等问题。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科技合作等受到影响,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科技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和供应链脆弱等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这些问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一是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在传统产业过渡扩张的企业出现经济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市场出清过程。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也要看到,钢铁、煤炭、有色、建材等价格大幅度上升、债转股、剥离不良资产等举措带来国有企业杠杆率下降的同时,处于中下游行业的民营企业受到上游价格上涨、去杠杆后融资难融资贵、一刀切环保治理、出口预期下降、消费结构升级等多重因素挤压,利润增长缓慢,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金融监管政策正式出台后,银行表外融资受到抑制,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上升,引发股市暴跌、债市下滑,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并出现信用违约,一些上市企业的股权质押被强制平仓。如此同时,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也不时出现,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心和社会预期。

  二是房地产泡沫危害越来越大。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制度的约束下,我国的房地产调控一直是重需求、轻供给,甚至人为限制供给以抬高地价和房价。同时,为鼓励房地产去库存,2016年以来,国家采取了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政策,鼓励居民增加按揭贷款,居民杠杆率迅速攀升,导致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不断上升。房地产持续火爆拉动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却大大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居民的杠杆率,加剧了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挤出了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2016年以来居民消费、制造业投资、居民按揭贷款、企业房地产抵押融资等指标看,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大。去年以来,三四线城市汽车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上升。

  三是处置地方隐性债务与稳定基建投资两难。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的驱使下,不少地方政府依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明股实债、购买服务、担保等手段,大规模融资用于基建投资,政府隐性债务数量可观。支撑债务偿还能力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存在虚高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和偿债率被低估。在2018年年初把规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作为去杠杆的重点任务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受到制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始下降。处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解决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成为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

  四是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较大。从关税看,短期内对我国的影响不大。我们根据数量经济模型估计,短期内由于出口产品不可替代,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短期价格弹性为0.7%,也就是说出口价格提高10%,对美国出口下降7%;由于出口合同往往提前3~6月签订,因此,短期出口出现回落有3~6个月的滞后期。中期内,由于商品可以部分替代,我国的出口价格弹性会提高到1.5%,即出口价格提高10%,对美国出口下降15%。从贸易替代看,关税调整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要持续大约两年左右。根据数量经济模型测算,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和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影响我国对美出口减少约500亿美元,我国GDP减少0.4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美国对所有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对美出口减少2000亿美元,我国GDP直接减少1.6个百分点左右。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我国CPI上涨0.3%左右。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这些问题难以一时解决。这必然影响双边贸易、投资、技术转移、人员交流,影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我们估计,改革开放40年,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在0.8个百分点左右,对外开放对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链、价值链提升至关重要。

  宏观政策的取向

  《金融时报》记者:针对我国经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刚刚结束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政策和主要工作。您认为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关键是什么?

  祝宝良:我认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一,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提高财政赤字水平和赤字率,并做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引发经济下降、失业增加的财政政策预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可提高到和经济预期增长目标持平或略高的水平。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强资本管制,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二,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结构性政策的主要抓手,2019年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工夫。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要提升产业链水平,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第三,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第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要以深化金融财税改革化解金融风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要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积极变化正在积累

  《金融时报》记者:市场普遍认为,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2018年相比明显恶化。您如何看待2019年的中国经济?

  祝宝良:我认为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将有所减慢。但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的效应将继续显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号有利于稳定企业的信心,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会逐步发挥作用。在稳定住内需的情况下,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再继续(乐观情景),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预计在6.3%左右;如果美国继续对2000亿美元或其中的部分我国出口产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基准情景),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预计在6%左右;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悲观情景),我国经济增长预计在5.5%左右。目前,我国正在积极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中美经贸摩擦不会出现悲观的情景,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乐观和基准情景之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率在6%~6.3%之间。建议2019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以上,物价控制在3%左右,新增就业1100万人左右。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