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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普惠金融方略

  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则是检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但是,基于普惠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价值目标冲突及“金融向利”本性的制约,普惠金融发展一直难度较大。针对这一问题,上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陆岷峰认为,传统做法更多从普惠金融服务需求方入手找解决方案,虽然有成效但缺持续性,现在需要着力金融供给方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体制,重点围绕小微金融、乡村金融、扶贫金融等普惠金融三大核心领域中的难点、痛点问题给予有效解决,以构建普惠金融长效发展机制。

  

  上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陆岷峰

  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问题与整体思路

  《澳门网上博彩排名》记者:普惠金融一直以来都备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并逐渐进行完善,但普惠金融还存在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多重矛盾,您认为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其原因又是什么?

  陆岷峰:我认为普惠金融的供给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供给不足,导致弱势群体金融享有权及获得感不足。普惠金融主要用户群体为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三农”及偏远贫困地区人群等长尾弱势群体。这类弱势群体存在信用基础薄弱、信用风险水平偏高、偿债能力偏小等共性特征。而金融机构作为商业性企业,以风险、收益、成本等综合要素作为服务的基础,这就导致了金融机构优先服务风险小、收益高、成本低的优质用户群体,而针对于弱势群体服务时明显存在服务动力不足、服务机构偏少、服务体量偏小等问题,使得弱势群体金融享有权及获得感长期得不到满足。二是资金逆流,使得资金供给配置出现市场失灵。在完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完全取决于市场作用。而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需兼顾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平衡,过于强调政策性或过于强调商业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普惠金融用户自有资金储蓄少、融资需求大、信用风险高,而金融机构作为资金配置主体,普惠金融用户的自有储蓄资金将会被优先配置到具有高盈利点的大项目上,这就形成了信贷规模并不和储蓄规模相匹配,资金出现逆向流动现象。三是做大放小,引致普惠供给出现“挤出效应”。商业银行对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型企业所带来的边际利润远高于小微企业,通常偏好给大型企业贷款大额资金,而从主观上并不愿意给贷款资金较小的普惠金融长尾用户提供服务,从而挤出了普惠金融的市场空间。市场化改革方向没有错,但唯市场化,唯利润化的目标并不可取。

  至于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首先,利益导向过重。规模导向、利益导向过度导致商业银行成为只关心挣钱的机器。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对利润率、资产规模等过度关注,这种利益导向本身没有错,商业银行是盈利性机构,追求利润、追求资产规模都无可非议,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承担着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广大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其次,结构性供给不足。当前城市地区的金融资源供给比较充分,所有的金融机构总部全部设立在城市地区,很多一二线城市甚至都提出建设世界金融中心或者区域金融中心的口号,但是过度集中的金融资源,忽视对落后地区、基层、广大中西部地区企业金融的服务,很多区域金融资源严重不足,导致企业被迫寻求高利贷等民间借贷的金融支持。最后,商业模式落后。以银行业为代表的普惠金融供给主体在对普惠金融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沿袭传统的商业性模式,实行“网点+人海”战术,注重传统粗放式的抵押担保思维进行风险管控,既无法实现规模效益以降低边际成本,又缺乏对普惠用户潜在风险的精准评估和前瞻性预测,使得不良出现“双升”,从而形成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和收益不相匹配。

  《澳门网上博彩排名》记者: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应有一个怎样的整体思路?

  陆岷峰:我的建议是:其一,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金融机构要坚持金融向善的原则,要有更高的金融政治站位、历史担当,不能办成只挣钱无感情的机器,否则,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是以盈利为目标,但是金融也必须向善,当金融的盈利性和向善性相冲突出时,必须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其二,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在地区上,金融机构应该向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信贷倾斜,加大信贷资源的投放力度,满足长尾客户群的金融需求。在行业上,金融机构要加强向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力度,减少对于资源消耗型、污染严重、低附加值的企业的金融支持。在企业方面,应该提高让利力度,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支持,防止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三,加大金融技术的研发与运用。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使得金融机构从普惠群体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大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精准获客、精准营销,物联网技术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动产融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批量化、流程化、工厂化的信贷模式。其四,优化金融机构的布局与延伸。金融机构对于金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地区应该延伸服务链条,对于互联网发展较慢的地区应该下沉金融服务,对于贷款审批权要进行合理的下沉与上收机制改革,不能全部收归总行,总行部门流程规则比较严格,反应较慢。其五,大力发展中小微型金融机构。中小微型金融机构在服务本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更具地缘和人缘优势。政府应该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金融机构的发展政策,比如允许中小微企业金融机构以低利率从大型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放宽负债率上线、核心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限制,引导其发展普惠金融。其六,倡导发展共享金融。共享金融首先应该明确发展目标,规划好未来三五年的发展定位,支持哪些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共享金融;其次在区域内建立综合化共享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多方数据资源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多种可选择的金融产品。

  普惠金融三大核心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澳门网上博彩排名》记者: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对我国就业、创新、税收、GDP具有较大贡献。作为普惠金融在服务小微企业领域的重要内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缺陷导致小微金融社会资金的供需不完全匹配,引发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对此,应当如何解决?

  陆岷峰:小微企业融资供给刚性缺口大、供给渠道单一、融资负担成本偏高的原因在于小微企业融资的信用评级低、获得金融机构信贷审批周期长、融资担保难。为此,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增加小微企业资金精准供给。一是大型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加快释放大型银行在小微金融模块的政策动力,主动下沉业务重心,将服务网络向金融薄弱地区延伸;二是增加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中小银行应发挥地域优势,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增加个性化的小微企业融资供给;三是明确对小微金融业务的考核指标体系。针对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考核机制,放宽对不良贷款率的包容度,推行授信尽职免责制度,并将小微金融考核与关键责任人的提拔任用机制相关联。

  第二,实行科学风险定价。一方面,合理降低中间成本。金融机构可通过加强银企直联建设,放宽对小微企业担保资产的限制,准入门槛较高等困境,降低贷款担保所产生的各项中间费用。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引入数据定价模型,采取差别化的利率政策,实现精准定价、科学定价。银行价格管理部门还应实时关注价格走势,及时调整定价方案。

  第三,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一是革新运营模式。借助大数据技术及线上化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信息透明度,实现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自动化审核、放款、催收等流程。二是创新产品体系。可借助物联网技术提升动产融资在小微企业融资产品体系中所占的份额,并结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产品流程化、批量化、标准化生产。三是推进精准营销。利用大数据技术形成用户画像,预测目标客户的融资需求,实现自动化精准营销。四是完善风控机制,通过大数据建立风控模型预测目标客户的违约概率,跟进客户的还款状况和风险预警。

  第四,深化小微企业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实行分级分类授权审批。细分各分支机构的信贷经营管理等级,下放贷款业务权限,由上级审核下级对考核指标的执行状况,据审核结果实时调整管理等级,并实行尽职免责管理,激发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设立信贷自动化审批机制。以标准化、流程化、批量化的产品体系为基础,量化信贷审核指标,实现以数据分析、风控模型、信贷策略为主的自动化审批流程,扩大信用贷款在长尾市场的使用范围。

  第五,建立多元化的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体系。一方面完善权益性融资渠道。发挥科创板为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提供了新的直接融资渠道功能。出台注册制,允许高科技亏损企业上市的规定,降低小微企业的上市门槛。另一方面优化债务性融资方式。发挥银行贷款具有低成本优势,做好小微企业最优的融资渠道服务。激发小额贷款与网络贷款在满足小微企业的效率优势。

  《澳门网上博彩排名》记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新时代“三农”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必将给我国“三农”发展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普惠金融在服务“三农”领域的重要内容,当前乡村金融供给的问题如何解决?

  陆岷峰:乡村金融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成本普遍偏高的原因在于乡村金融机构偏离本源,定位不清晰;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服务手段单一;乡村金融基础薄弱,生态系统畸形。因此,充分借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更多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乡村金融服务新时代“三农”的主要路径。具体而言:

  一是大力发展乡村持牌微型金融机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乡村大规模设立乡村持牌微型金融机构,在强监管、严监管的前提下,宜应设尽设,能批则批,重点大量发展如乡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乡村微型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持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纵深化。

  二是大力优化乡村金融供给机构的布局。进一步强化大型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事业部对乡村振兴领域的布局力度,强化乡村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减少对乡村贷款资金来源限制。放开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法人总体数量限制,完善村镇银行机构布局和功能,要确保乡村地区分支机构和金融资源保有量。

  三是大力搭建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相关电商平台利用自身信息资源、物流和渠道优势,渗透到农村金融市场,以其成熟的体系广泛开展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此外涉农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可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建立以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为核心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

  四是大力创新乡村金融产品供给。根据市场化和发展多元化导向量身定制创新与农业相关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开展农业设施、设备抵押贷款和生产订单融资,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乡村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体系。

  五是大力推进乡村直接金融供给。加大对涉农企业发行上市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债券发行和资产重构的政策包容性,加快构建农产品大宗商品市场,提高涉农企业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继续放宽农村其他股票市场准入政策,完善差别式普惠金融支持模式,探索直接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支撑面和发力点,提高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扩大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手段和方式。

  此外,在规范引导乡村民间借贷供给、完善农业保险供给体系、建立乡村金融政策供给体系等方面也需予以加强。

  《澳门网上博彩排名》记者:近年来,金融各部门对扶贫金融不断深化认识,在金融扶贫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因缺乏对扶贫金融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定位,供给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供给的质和量与扶贫金融需求还不匹配。那么,如何才能找到适合扶贫金融工程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陆岷峰:扶贫金融的供给源动力不足、扶贫金融的供给主体偏少、供给产融脱节、供给方式落后、供给活力不强,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扶贫金融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价值理念冲突、业务模式冲突、竞争态势冲突。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坚持政治统领,提升扶贫金融供给源动力。扶贫金融是金融工作与政治任务的结合体。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把金融助推精准脱贫攻坚作为整个金融系统的重要使命。金融机构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处理好金融工作与政治任务的平衡关系,从思想上提升扶贫金融的政治高度。另一方面,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金融机构要把扶贫金融作为重要履行责任,通过积极围绕农村贫困地区和人民践行普惠金融工程,发挥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其二,丰富供给主体,促进扶贫金融供给主体多元化。一是推动大中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设立扶贫金融事业部,实行专人专岗差异化考核落实好扶贫金融政策和业务落地;二是鼓励中小微金融机构下沉金融服务链条,重点围绕当地特色扶贫产业开发设计特色化的乡村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供给效率;三是加快出台《放贷人条例》,规范和引导合法的民间资本有效有序对扶贫金融供给进行有益补充。

  其三,以产业为造血载体,实现扶贫产融有机融合。首先,要因时因地制宜制定地方特色扶贫产业培育计划,以地方特色资源禀赋为基础,打通特色产业链条;其次,要围绕各地特色扶贫产业量身定制一整套金融产品服务,按照产业特征和地方禀赋条件创新拓宽特色化的抵质押金融产品;然后,增强对扶贫地区的人才“扶智”,通过农业专家加强对地方农民的技能培养;最后,地方政府要制定扶贫产业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包括产业财税减免政策、农民创新创业基金、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商贸物流资源等。

  其四,借助金融科技,迭代扶贫金融的供给方式。一是培育贫困地区用户熟练使用手机银行、直销银行、微信银行等金融行为习惯,积累用户金融行为信息和金融业务知识;二是借助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对扶贫项目生产交易环节进行数字化智能改造升级,通过线上渠道及时了解和掌握扶贫项目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潜在业务风险;三是建立扶贫金融数据库进行名单制管理,以互联网贷款为主要供给方式对白名单中的扶贫用户进行精准高效服务。

  其五,加强多部门联动,增强扶贫金融的供给活力。首先,财政部门要提高财政资金的运作效率,明确“扶贫”资金投入责任,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类型金融机构合作;其次,保险机构要充分发挥在扶贫金融风险领域的保障功能,通过定制化保险险种产品提高对扶贫产业、扶贫项目、扶贫农户等保险保障水平;再次,担保机构要强化担保融资增信的特殊功能,缓解其他金融机构在业务开拓过程中的担保难问题;最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服务过程中加强与财政、保险、担保等机构联合设计金融产品和服务,平衡好扶贫业务拓展与扶贫风险防范。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