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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今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系统需要通过一次蜕变来应对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支持的期待。

  金融供给侧改革应重点补足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一)关键领域期待金融服务更加普惠。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向着高质量区间运行,金融服务的重心由原来的大型企业、国有项目、融资平台甚至金融自身向“农、小、贫、弱”等短板领域拓展,向实体经济和普惠领域纵深,着力缓解薄弱环节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短板领域对金融供给的结构、效率及溢出效应等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些领域的资金需求条件复杂、情况多变,常呈现“少、短、急、频、难”的特点,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融资成功率和资金运用效率成为企业和居民更为关切的问题,这需要服务机构以更为专业的视角去研究经济研究企业,并能给予建设性的指导协助其用好资金、降低风险、健康发展。同时,在松紧适度的流动性环境下,资金成本处于历史低位,短板领域期待金融业能够更多地让渡利润,金融系统应不懈地寻求经营经济性与普惠公益性之间的均衡。

  (二)协调发展需要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在监管重拳对资管市场乱象予以规范后,商业金融服务机构表内资产特别是银行的信贷资产在资管新规出台后呈现较高增速,全国多增贷款约为上一年同期的3倍,但融资总量短期高增速仍蕴含长期结构性隐忧。从金融供给结构看,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金融发展的区域、部门、行业差异逐渐形成,金融资源跨领域流动加快分布有所失衡,发达地区金融资源聚集逐利导致过度竞争,其他地区特别是县域金融供给枯竭融资成本推升。居民部门杠杆上升侧面说明行业间金融资源差异,居民中长期住房贷款伴随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高杠杆,居民创业经营、新动能产业等领域信贷需求被替代。从金融供给方式看,资本市场“晴雨表”作用缺位,货币市场风险偏好下降,直接融资占比低、间接融资风险溢价高共同推高实体经济成本。金融市场配置和优化能力不足虽受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影响,但更多来自金融政策“一碗水端平”缺少结构性顶层设计,高度市场化背景下金融深化使得政策引导能力下降,商业金融服务机构组织重构和权力集中导致地方经济话语权的削弱。金融供给优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金融活,经济活”,金融资源需要合理配置才能助推经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三)防风险攻坚亟待金融改革护航。作为三年攻坚的首要任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在前期多项政策保障下取得显著成效,但受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仍处多发易发期,尤其在化解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等方面风险后,部分风险苗头在金融体系内滞留,金融系统中的结构性隐患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商业金融服务机构与非金融企业一样面临“三高一剩一弱”的结构性问题,即经济下行和企业部门去杠杆带来中小金融机构不良升高,流动性充足环境下待盘活的信贷存量高,普通民企小微和居民的融资成本较高,高危金融机构和非规范化专业化而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的低效金融产能过剩,以及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较弱,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是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的主线。

  以供给侧改革提升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功效

  (一)切实奠定改革的基础生态。良好的金融生态是金融平稳供给的前提,需要在政治、制度、营商、生存、信用等五个方面协同推进金融生态建设。金融腐败滋生金融乱象,必须通过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捉“大鳄”揪“内鬼”重拳惩治金融腐败,让系统清流涤荡成为培育金融供给改革的健康源泉。随着金融改革的“四梁八柱”基本架构完成,“铺砖上瓦、雕梁画栋”的工作也应加快推进,应及时修订金融法律、税务财务等制度规则,不断增强制度的前瞻性和韧性,以长期的制度层面设计应对金融市场格局的快速演化和变革。金融主管部门应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完善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放管服结合优化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和金融服务的触达效率,激发微观金融主体经营和创新活力。动态把控区域金融市场集中度,实现自由竞争与自然垄断在不同领域的结构性平衡,让商业金融服务机构能够通过其核心竞争力获得商机,并通过市场透明度来实现合理预期。优化城乡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主管部门和政府应加强合作,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降低信用数据壁垒,增强开放共享,实现个人与企业信息双闭环的整合与应用。

  (二)优化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供给渠道。金融供给结构合理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反过来可以缩小金融落差避免结构失衡。通过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在建立和完善金融合作、互助和扶持等机制上下功夫,充分运用先期在经济圈、城市群、自贸区、经济区和“飞地经济”等发展实践中的经验,探索畅通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间调度流通的新路径。继续推进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鼓励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制度创新,提高各类市场配置和优化资源的能力,使金融资源在不同类型部门、产业、企业间的供给分布更趋合理,借此有效防止大企业、地方财政金融化及其风险向金融系统传导。引导商业金融服务机构构建与金融需求相匹配的组织设置,向下属分支配置权限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应在特定领域提高分支机构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以内控制度为由人为制造金融洼地或堰塞。在当前新动能新产业初创成长段,引导各类机构建立和扩大风险投资部门配置,同时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引入外资并鼓励其优先发展投行业务。

  (三)用新发展理念指导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系统要探索和运用经济金融循环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金融服务创新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高效运用科创板的融资与信息披露功能,带动传统信贷放款增速,同时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助力科创体系的整合和全产业链的构建。金融系统应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金融服务需准确传递中央政策导向和改革部署,把补短板作为服务创新的落脚点,以自身的转型升级和平稳运行带动宏观协调与经济健康发展。以全系统之力服务三年攻坚取得胜利,坚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前提,要将县域金融扶贫与绿色金融有机结合,使环保成为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新产业。商业金融服务机构应居安思危,不断提升服务的竞争力,积极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提高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话语权。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金融服务需弘扬传统、更接地气,金融从业人员应与客户谋面促膝,帮助他们用好资金、提出发展建议、解决风险问题,在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后要着手解决融资慢、融资乱的问题,以供给模式升级提升融资效率和需求端的满意度。

  (四)以管理方式创新推动金融改革演进。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和改革成效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金融主管部门应居安思危及时调整行业管理理念,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稳增长应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防化风险攻坚的关键在基层,应加快完备基层主管体系建设,提升地方分支机构管理权限,管理对象应从法人扩大到辖内全部商业金融服务机构,使宏观政策更有效地下沉落实,在为地方实体争取金融资源时更具话语权。以存款保险制度为基础,加快完善银行业退出机制,使经营状况较差又难以市场化方式处置的落后金融产能顺利出清。宏观政策应体现结构化的动态差异,避免“一刀切”带来政策红利分布结构性失衡,充分运用正向激励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中小商业金融服务机构应与大型机构平等享受政策红利,微观监管应以服务宏观经济发展为前提,适当提高风险容忍,进而提高机构让渡利润意愿,降低其生存难度和发展阻力。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应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担当意识,强化公共服务供给,防止政银企三方陷入风险分担死循环。加强政府公共信息共享,各主管部门应合力建设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使“几家抬”的思路得到充分贯彻和扩展。

  (作者为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主任)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