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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和物质消耗、较高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旧动能驱动,技术创新和制度维度创新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因此,新旧动能的转换在微观层面上的着力点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要素组合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场深刻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能变革,直接关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从实践来看,历次工业革命的演进都是以转换经济发展的动能为基础,新旧动能转换顺利的发展中国家大都完成工业化转型,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新旧动能转化与效率路径重塑是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主要特征

  新旧动能转换主要通过变化速度、优化结构、转换动力来实现,其重要特征就是以较低的能耗、成本、代价获得更高收益、更高质量和更有效率的增长。

  (一)从宏观层面看,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直接关乎两者之中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第一动能”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从实践看,过去计划经济遗留的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则、束缚市场主体活力的观念、做法等尚未得到完全扭转。例如,一些地方仍然习惯用政府行政力量左右当地经济运行,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甚至还被错认为体制优势得以巩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从计划到市场的调配手段转换就难以完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也就难以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其“交换功能、反馈功能、调节功能、配置功能”,有助于营造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氛围,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活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从中观层面看,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在于推进产业链升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依靠低端制造加工业和低附加值外贸产业驱动,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1978年~2018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755亿元增至366000亿元,年均增速16.2%;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增至305100亿元,年均增速18.3%;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增至25%。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了产业链相对完整、工业门类齐全、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相对均衡的产业体系。但从实践看,“大而不强”成为我国产业体系的新特点,核心技术拥有、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价值链环节占有等衡量产业发展质效的指标较低,存在低端、无效产业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产业供给不足的并存局面。产业转型升级是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切入点,如果不能推动产业链向上游升级转型的同时,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就难以抓住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也就难以实现。

  (三)从微观层面看,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在于推动要素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率等指标的提升,建立内涵集约的质量效益型经济体系。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可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和物质消耗、较高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旧动能驱动,技术创新和制度维度创新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因此,新旧动能的转换在微观层面上的着力点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要素组合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重要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与外在表现,其实质就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给更有效、更通畅可持续的增长,新旧动能迭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

  (一)高质量发展是高效率的增长,需要创新驱动增强动能转换动力。效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高效率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上体现在以一定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创新是提高经济效率的“牛鼻子”,因而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第一动力。从实践来看,创新可作为“乘数”作用到劳动力、资本、科技、制度等要素,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使得各种要素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越大,对经济贡献就越大,经济发展质量就越高。通过制度、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可以有效推动产品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步减少对资源的依赖,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使经济从要素驱动的低级形态转向创新驱动的高级形态,在此过程中也会实现经济效率和经济质量的提升。

  (二)高质量发展是有效供给性增长,需要扩大开放释放动能转换潜力。经济高质量增长在供需层面表现为供给和需求协调升级的动态过程。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日益增长的品质和质量需要。当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升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有效解决发展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运行效率的过程。从经济学理论看,扩大开放有助于推动技术、人力、供给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能够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满足国内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需求,促使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接近或者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一方面,通过扩大开放可以引入高端产品、技术、资金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服务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可以扩大对外投资,缓解我国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是释放新一轮“开放红利”的新动能,也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渠道。

  (三)高质量发展是通畅、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深化改革激发动能转换活力。国民经济运行通畅程度直接决定经济运行效率,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国民经济是一个关乎政府、企业、消费者、制度等复杂的系统,只有各个部门之间通力配合、环环相扣、衔接无缝,才能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经济运行的各环节处处“摩擦”“梗阻”,国民经济循环就会受阻,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或者导致低质量的增长。因此,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阻力,切实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避免繁杂程序的相互掣肘,让整个工作流程中各环节更为“润滑”。更好地发挥“改革红利”的新动能,有助于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路径选择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构建现代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支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国应当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尽快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顶层设计和因地制宜相结合,构建动态调整的宏观调控体系。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长远的、系统性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当前,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三季度GDP增速已降至6.0%。一些地方的新旧动能转换可能面临旧动能逐渐减弱,新动能尚未形成的“青黄不接”阵痛期。在此情况下,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一方面各级政府要遵循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发展规律,坚持新旧动能转换的顶层设计不动摇、不走样,避免因动力机制错配阻碍经济向更高发展阶段攀升。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坚持“因地制宜、共建共享”的原则,深入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同时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二)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完成我国产业从“做大”向“做强”的跨越式发展。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顺利完成产业动能转换的关键。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破除无效供给,持续推进钢铁、水泥等过剩领域的去产能。同时,将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管理方式变革,推动产业智慧化、产业科技化,实现传统优势产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提前布局5G、生物医药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一批产品质量好、知名度高、总量规模大的高端产业集群,推进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

  (三)着力构建竞争中性的竞争环境,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市场活力。企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因而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主体,构建竞争中性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动力。一是正确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在教育、医疗等市场配置失灵领域的补充作用。二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为各类市场主体在人才政策、法律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提供竞争中性的政策环境。三是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培育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动能,立足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保护产权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更好地调动企业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

  (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供给端,供给端的高质量又在于供给要素的高质量,要通过深化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制度、价格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妨碍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激发各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内生动力。一是要增加劳动要素的供给质量,通过扩大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素质,同时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保护劳动者权益,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实现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力从“物质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变。二是要增加科技要素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继续加大基础性研究投入力度,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着重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载体,着力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公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全过程创新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盘活土地存量资源,尤其是加快培育更加成熟的土地二级市场。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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