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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从潜在优势到现实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与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一起形成了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独特优势,造就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如何诠释这一奇迹?这一奇迹能否延续?这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优势仍然存在,中国奇迹仍可延续。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是延续中国奇迹的明智选择。

  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五大优势

  (一)人口结构变化形成人口红利和消费市场优势

  伴随着我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新中国成立后鼓励生育政策形成的50至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的人口刚好步入劳动力市场,中国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时期。70年代中期开始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从1982年到2010年近30年里,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从6.25亿增长到9.99亿,在总人口中占比从61.5%上升到74.5%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0~14岁幼儿占比则从33.6%下降到16.6%,65岁以上老人占比从4.9%上升到8.9%,劳动年龄人口总抚养比从0.626下降到0.342,下降了近一半。由此,形成了劳动人口占比高、抚养占比低的人口结构,形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开启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机会窗口。有学者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途径促进经济增长。1982至2000年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年均带动经济增长2.3%,而同期人均GDP平均增速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6.8%。

  劳动力配置结构优化是与人口相关的另一经济增长源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城市非农部门转移,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提高了就业人口整体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了经济增长。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18%上升到59.58%,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70.5%下降到26.1%。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从需求端刺激了经济增长,是我国特有的优势之一。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88.6亿元上升到38.1万亿元,增长了240倍,年均增长率14.86%。最终消费支出增长了215倍,把总需求按照“三驾马车”进行分解,最终消费支出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5.36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8.5%。尽管从长期来看,消费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消费会影响有效需求的大小进而影响经济潜在产能的实现程度,并对生产结构调整和生产规模扩大具有引导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40年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消费市场的稳步快速扩大。

  (二)高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储蓄率即高达33.8%。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储蓄率一路升高,1994年达到41.86%的高位,之后的5年里储蓄率缓慢下降。2000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再次提速之后,储蓄率再次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到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达到51.79%的历史高点。储蓄是资本形成的资金基础,是开展投资活动的前提,因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高储蓄优势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来源:收入水平的高速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企业盈利的改善。另外,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我国高储蓄优势。至于政府部门情况,政府部门支配收入占比自1992年的20.0%起,下降到2000年的14.5%,之后又稳步上升至2007年的19.0%,全球金融危机后略有下降。同收入占比类似,近20多年里政府部门储蓄率也是先下降后上升,政府部门储蓄对高储蓄优势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高投资直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资本是经济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投资又是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之一,因而投资是促进短期和长期增长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采取了高投资政策,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我国的投资率大约在30%~40%之间,2002年以后更是进入40%~50%的区间。较高的投资率和投资增速,带来我国资本存量快速上升,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各行业技术设备的升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之源。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我国每年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了280倍,年均增长率15.14%,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平均每年直接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38.04%。因此,高投资优势是我国40年高速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四)对外开放带来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

  1980年经济特区的设立拉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幕。此后,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继开放,形成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开放的格局,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是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直接拉动经济增长。1978至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从97.5亿美元增长到24868亿美元,增长了255倍,年均增速14.9%;1982至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从27亿美元增长到2281亿美元,35年里增长了84.5倍,年均增速13.5%。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实现了中国产品生产规模和销售市场的扩大,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增加生产资源和技术投入,促进生产规模扩大。1978至2018年,我国货币进口贸易增长196倍,年均增长14.1%;1982至2017年,服务贸易增长233倍,年均增速16.7%。货物和服务进口中,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和技术服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进口规模的快速提高,扩大了我国生产的资源投入来源,促进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三是利用外资稳步增长,促进投资规模扩大和市场主体增加。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三资企业”)96.1万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83亿美元,是1983年的151倍,年均增长15.4%。我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连续27年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和利用外资数量的增加,既扩大了资本供给,又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水平的提高,带动对外贸易的扩大。四是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万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2.3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6万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951万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的全球第25位跃升至2018年的第3位,流量由第26位跃升至第2位,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提高了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的潜在能力,促进了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治理改善和竞争力提高。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可以计算,1978至2018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平均每年拉动中国GDP增长0.4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为6.82%。学者研究表明,1985至1999年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有研究证实,国际技术外溢、扩散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同时,由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决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小起决定性作用。对外开放主要通过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影响经济增长,但受到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强度较低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外商投资强度的加大,贸易对增长的影响减弱。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优势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度优势。国内外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从相对落后的阶段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维护了政治社会发展的稳定,确立了适应中国国情、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它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科学判断通过五年发展规划、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等贯彻到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中,构成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度优势。建国初期我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在数年间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奠定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也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其次,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取向毫不动摇,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再次,中国的政策优势还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有力把控方面。国有经济成分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主导作用,使得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快、效率高,政策制定与传导中的不确定性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自身一直没有发生过大的危机,又能平稳渡过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家对经济的坚强领导和对经济的强大调控能力是分不开的。最后,在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影响下,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完善、与时俱进,也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改革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以市场化为根本取向的全面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企业松绑、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改革大潮轮番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活,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中国优势还存在较大潜力

  (一)人口红利还存在机会窗

  2018年年底,我国15~64岁人口总量9.9357亿,占全部人口的71.2%,抚养比为0.4,仍属于数量大、结构优。据联合国预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维持现有变化趋势,到203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28亿人,基本与2005年持平;2050年有8.14亿人可以供给劳动力市场,基本与1995年持平,因此在未来的20~30年里中国仍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人口红利指标,文献中经常采用的标准是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低于0.5。按照此标准和我国人口预测数据,我国人口红利窗口从1995年开启,到2035年左右才会结束,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还有15年左右。

  除了人口数量红利外,我国还存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可挖掘的空间更大。从城乡结构看,2018年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37%,不但距发达国家普遍在70%以上的城镇化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比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低16.21个百分点,尚有2.8亿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影响了在城市的充分就业。从区域结构看,2017年我国东部10省(市)、中部6省、西部12省(区、市)和东北3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37513元/人、76299元/人、78284元/人、93800元/人,四个地区的相对比例为1∶0.55∶0.58∶0.67,即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东部沿海省份低45%、42%和33%,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继续向东部沿海省份转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较大。从就业结构看,据世界银行可比口径数据,2018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26.77%,远高于日本的3.41%、韩国的4.73%、美国的1.42%、OECD成员国的4.55%。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农业科技的进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仍将继续,整体劳动力配置效率也将随着劳动力的流动而持续提高。

  从人口素质看,2017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四十年里,随着在教育、健康卫生、医疗等领域持续投入,我国适龄青年高中入学率从0.719%上升到51%,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均预期寿命从65岁延长至76岁,国民的身体健康和受教育水平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现代产业工人,也为延迟退休、提高劳动参与率创造了条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好的人力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市场优势也进一步凸显。目前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其巨大的消费能力为扩大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广大城乡居民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的潜力。2018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回升至55.3%,连续7年超过50%且保持上升趋势;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连续5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首要动力。除了规模的巨大,我国消费市场优势还在于消费需求的内容和质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持续地动态地提升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基础产品消费、文化消费、服务消费,包括为提升人力资本而产生的教育、培训市场消费以及精神层面的消费,都在持续升级,这会直接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形成,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高储蓄优势仍然存在

  尽管相对历史高点,我国储蓄率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高储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优势。首先,根据世界银行可比数据,2017年年底,中国储蓄率为46.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2%,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平均储蓄率分别是27.3%、30.8%、23.1%。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高储蓄优势仍然明显。其次,2018年我国储蓄率仍超过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约0.5个百分点。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这一差距在2007年曾达到8.66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投资率与储蓄率差距有所减小,但差距仍然存在,我国的储蓄水平能够满足国家投资的需要。再次,我国储蓄率不存在持续下降的基础。一是我国经济增长韧性好、回旋余地大,经济中高速增长也保证了收入水平将持续增长,决定了储蓄率不存在持续下降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触底企稳,中期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因而收入增速下滑对储蓄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消退。二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占比相比20年前已经明显下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合计超过三分之一。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受经济短期波动影响大,一旦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好转,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下降的趋势将得以扭转。三是我国人口结构也可支撑储蓄率在中期内的稳定。无论从劳动力数量还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看,我国都尚有约15年的人口红利期。为应对之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民众还会在现阶段为养老增加储蓄,这都是我国储蓄率能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坚定支撑。

  (三)投资短板较多,增长空间仍然较大

  我国投资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资本总量看,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较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对1947年至2013年美国近百年样本的研究显示,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投资决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据测算,2016年我国按不变价计算的总资本存量为54.82万亿元(人民币),合人均3.97万元。这一数字仅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20%~30%,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从投资结构看,多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在城乡基础设施、科技研发、教育、医疗、养老等打基础、利长远领域的投资短板突出,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投资增长的空间较大。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能够支持与之相适应的高投资水平。且我国多年来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以外汇储备等形式积累了较多的储蓄剩余,也构成巨量的投资资金来源。从投资率水平看,我国经济增速仍然较高、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外债占比较低以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等事实均表明,一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当前较低的投资增速和投资率,更需要尽快扭转。从宏观经济平衡看,投资等于储蓄是宏观经济平衡的根本要求。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的状况,是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快速积累的根本原因,不但造成储蓄资源的浪费,在强制结售汇制度影响下,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资产价格泡沫化等经济问题。对比平衡宏观经济的几种方式,唯有把投资率提高到与储蓄率相匹配的水平,才是促进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平衡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最好的方式。

  (四)全面深化改革有待继续深入推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困难较多,供给体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低端、无效供给过剩,高端、有效供给不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政府工作存在不足,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突出,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重留痕轻实绩,加重基层负担。少数干部懒政怠政。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内外困难的解决,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向改革要红利,在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解决中实现发展。

  (五)宏观调控政策储备充足、空间较大

  适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强化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促进潜在优势充分转化为现实优势的重要手段。2019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7%;预算支出超过收入1.57万亿元,占上半年GDP的3.48%。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万亿元。2019年1~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84万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29万亿元,发行专项债券1.55万亿元。下半年财政政策在落实好减税降费、专项债等政策,提高前期政策效果的同时,还有进一步“加力”空间,可考虑调增专项债限额、合理运用PPP、根据形势需要适度突破赤字规模等,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2019年7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91.94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个百分点;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103亿元;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少增3975亿元。整体来看,当前全国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幅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市场利率整体下行,企业融资成本明显降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金融风险整体可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都依靠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支撑,而中国是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国家,逆周期调节还有较大政策空间。

  (作者系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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