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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
新时代的中国 高质量的发展

何立峰:从四方面着手推动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本报北京3月25日讯 见习记者马玲报道“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3月25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何立峰表示,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三个维度。第一,系统性。高质量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增速,而是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第二,动态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举措需要根据实践的深入、认识的升华而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完善。

  第三,长期性。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有效防控经济社会各种风险的前提下,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何立峰看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应当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把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衡量的标准,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纠正扭曲的要素配置,达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良性循环。

  二是要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为实现的途径,从重视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工程质量扩大到重视经济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的素质和质量;从单纯注重物质、资金、人力等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到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管理革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要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要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映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策政绩考核。

  四是要把跨越两大关口作为努力的方向。一方面,要跨越现阶段特有的关口,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方面,要跨越长期性关口,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构建长效机制,大力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确保顺利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朱光耀:以呵护和推动态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末冬报道 在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分享了3月19日至2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最新进展。

  他强调,本次会议的讨论重点是数字经济。大家的共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创新的结果,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呵护和推动的态度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像任何事物一样注意到它另一方面的影响,包括税收征管、反洗钱措施,一定要在监管方面跟上。”朱光耀表示。

  在对数字经济征税方面,经合组织在本次会议上提交了提高数字经济税收的最终报告,把长期目标定在2020年,同时也提醒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注意短期措施的外溢性影响。

  除了数字经济相关问题外,朱光耀表示,2018年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的一年,这是大家的一致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9%,是11年来首次在年终连续上调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是G20国家和全球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财长们一致同意以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金融稳定。不过,大家也认识到这方面还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府调整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另外,在风险方面,朱光耀表示,一是要维护自由贸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二是要关注货币政策影响,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紧缩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三是要认识新经济、数字经济,维护其发展,监管要跟上;四是要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郑之杰:以超常规举措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玲报道 “贫困问题是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是社会发展的短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在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 ”经济峰会上表示,经济发展只有先解决不平等、不平衡问题,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

  郑之杰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村、农业、农民的支撑和贡献,脱贫工作不应看作是对贫困农村人口的施舍,而应看作是对他们牺牲奉献的报答,要增加扶贫的针对性,切实有效解决农民脱贫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党的领导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最大的优势。” 郑之杰表示,脱贫攻坚离不开各级政府的组织保障和坚强领导,政府的推动和主导作用在脱贫工作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据郑之杰介绍,国家开发银行把扶贫攻坚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超常规的举措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方面是提供融资、融制、融智的支持。融资是资金上加大投入,融制是加强机制建设,量体裁衣,把农村的资源转变成发展生产的资产,同时用制度建设将资产转化成资本,长久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问题。融智是指坚持开发扶贫,为贫困地区提供规划、培训、教育等智力支撑,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地方政府培养人才。

  另一方面是坚持易地扶贫搬迁到省、基础设施到县、产业发展到村、教育资助到人的“四到”工作思路,积极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当务之急还是要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 郑之杰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生活富裕的重要基础,未来要加快安全饮用水、农村电网、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在郑之杰看来,基础设施制约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发展成本高会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发展的积极性。“越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越要加大对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打通制约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 郑之杰表示。

钱文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职责地位作用

  本报讯 记者张末冬报道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责地位、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钱文挥表示,下一步,农发行将从五个方面推进上述工作。

  一是进一步支持粮油收储,铸牢基础。这要求农发行从战略高度认识粮食安全问题,主动顺应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改革,统筹做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工作。

  二是精准扶贫,加快补齐乡村振兴的短板。脱贫攻坚是现阶段乡村振兴的难点,农发行将聚焦精准扶贫,突出支持异地扶贫搬迁,积极支持产业扶贫、贫困村提升工程,助力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三是支持农业现代化,夯实产业基础。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这就要求坚持质量兴农、科技兴农,高标准支持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四是支持农村现代化,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乡村振兴主体是农民,关键在农民,根本是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此,农发行将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支持交通建设、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五是支持农业农村的绿色发展,积极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积极重点支持农村生态体系建设,环境治理,绿色产业发展,尽力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

王祖继:针对房地产需求失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本报讯 记者张末冬报道 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在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表示,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必然要求房地产的发展方式做出新的转变,回归到“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样一个本源上,这也要求金融业转变理念,发挥更大效用。

  新型城镇化明确了城市群是主体形态,后者最主要的特点和优势是基于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实现专业化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消除单一城市的规模不经济。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协同和聚合的效应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前提是生产要素有效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王祖继表示,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很多,如城市吸纳承载能力等。在这方面,房地产起到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城市群的兴起既为房地产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又在需求分层、结构分化、品质升级等方面对房地产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表示,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不完全适应新兴城镇化特别是城市群发展要求,尤其是对要素流动吸纳承载不足,已经成为社会“痛点”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包括供给不合理、房价过高、赋予太多投资功能、弱化对生活生产承载等。因此,他认为,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必然要求房地产的发展方式作出新的转变。

  “回归到‘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样一个本源,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引领理念的转变,调整相应政策,发挥金融更大的作用。”王祖继表示,银行业需要更加主动作为,一方面,继续严把信贷投放,调整信贷结构,遏制投机炒作,加力支持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金融创新不能围着传统信贷转,要把着力点转向针对房地产需求失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借助金融力量激活市场要素,引导资源有效供给,解决社会“痛点”。

刘昆:加快改革步伐 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本报北京3月25日讯 见习记者马玲报道 “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财政部部长刘昆在3月25日召开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未来将加快改革步伐,完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

  具体来看,未来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将重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分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刘昆表示,未来将立足于已建立的预算制度主体框架,进一步提升预算的全面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推进预算科学精准编制,增强预算执行刚性约束,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也是重点任务。刘昆表示,将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强总体设计和配套实施,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完善财政法律制度框架。同时,着力完善直接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优化税率结构,完善税前扣除,规范和强化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我们将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审慎评估和研判国际税制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 刘昆表示,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布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

  刘昆透露,今年将继续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并按三档变两档的方向进行,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税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在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方面,刘昆表示,将根据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变化,合理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的扣除。此外,还将加快推进单行税法的立法工作,并力争在年内完成计税法、资源税法等草案的起草工作。

王受文:中美贸易摩擦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本报北京3月25日讯 记者张末冬报道 针对近日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3月25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回应,中美贸易关系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关系,近40年来贸易规模扩大了232倍,这一贸易关系对美国就业以及寻找海外市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中国也从中取得了利益,这是双赢的贸易关系。

  王受文认为,在如此大而复杂的贸易关系中,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这些摩擦和矛盾要如何处理。在他看来,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可以在共同的规则下来探讨、解决矛盾。

  针对近期的贸易摩擦,比如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进行的“232调查”,王受文表示,这个调查违背了WTO的规则,不符合双方利益。他质疑道:“中国对美国出口钢铁产品只占到了不足美国进口的3%,这么低的出口如何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呢?如果美国的这一调查是基于国家安全,为何又会对那么多国家进行了豁免?”

  “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要依据WTO规则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王受文强调,“我们不希望和美国打贸易战,不希望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如果中国的利益受损,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我们的利益。”

  此外,王受文还就外界热议的对等开放发表了看法。他表示,中国始终支持自由贸易,也提倡公平贸易。但需要指出的是,对等开放并不一定公平,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国情有差异,真正做到对等开放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也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的原则。

易会满:应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问题

  本报讯 记者李国辉报道 3月24日,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表示,应该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易会满表示,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成为拉动国民总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储蓄率下降还伴随着居民家庭杠杆率的快速提升,2013年到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对于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以及居民家庭杠杆率的快速提升,易会满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加快了居民财富多元化配置;二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理财的兴起加速了存款分流;三是房地产吸引了家庭大量资金流入。

  对于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所带来的影响,易会满认为,首先,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不利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高储蓄率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没有高储蓄率就难以支撑银行信贷和全社会投资的持续较快增长。若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势必会带来债务偿还负担上升,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次,储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过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形成空转、拉长链条后,不仅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再次,储蓄率过快下滑会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一般储蓄存款占到大型银行总存款的一半左右。如果未来银行储蓄存款增长面临“枯竭”或“负债荒”成为常态,则会放大货币市场的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易会满建议从三方面应对储蓄率过快下降。一是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二是进一步正本清源,把握金融服务的实质和技术发展的本质,厘清货币基金的真实属性和功能边界,杜绝监管套利,强化持牌经营,控制杠杆比率,严格流动性管理,引导其规范理性发展。坚持商业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其稳定金融市场和社会融资成本的“压舱石”作用。三是加快推进银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完善配套政策,盘活信贷存量,增加资产流动性,这也是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李晓鹏:从五方面入手规范金控集团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国辉报道 在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李晓鹏表示,当前金控的定义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不是说一家机构持有多张金融牌照就可以算金控。金控要通过运用多牌照的优势,提高经营效率,减少经营成本,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如果有些公司仅仅是利用多牌照来玩资本游戏,我觉得这不是金控。”

  李晓鹏建议,要从五个方面入手规范金控集团发展。一是认真清理不规范的金控公司,特别是对虚假注资、抽逃资本等违纪违规行为要严格纠正。防止高杠杆、高负债,禁止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关联交易进行金融扩张。二是要严格审查金融控股集团的股东背景,对金控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和金控集团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应该设置更高门槛。三是要尽快出台金控监管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金控的法律地位,逐步收拢风险。四是在现行体制下,建议不宜快速放开对金控的准入;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择5家左右资本雄厚、管理规范、经营稳健、内部管理体系健全的金控集团进行试点,通过探索逐步推进经营的综合化。五是要对金控做一些试点,支持金控集团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行混合所有制,有条件的金控集团可以整体上市,支持金控集团补充资本金,支持符合监管要求的金控集团开展并购和资产重组,在银行间市场有一些交易资格。在防范风险方面,要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金控集团开展交叉销售。

责任编辑:虫儿飞h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