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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重在落实

  6月24日,央行决定从7月5日起,下调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下调包括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主要用于支持相关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此次定向降准的操作,是继“去杠杆”升级为“结构性去杠杆”后的首次实质性的实践,并且在此之前也已有信号。央行行长易纲在6月中旬的陆家嘴论坛上重提小微金融。随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确认了增加再贷款额度、上调免税上限以及定向降准等一系列措施,并提出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表述。

  从MLF操作到定向降准,在笔者看来,一系列释放流动性的操作是对之前一段时间关于“去杠杆是否会误伤实体经济”的正面回应——严监管仍要继续坚持,政策制定要以整体思路治本,同时,以结构性措施有序破除刚性兑付等突出问题。

  在贸易战持续升级、A股大跌、社会融资增量“腰斩”等一系列市场信号出现后,此时突出结构性调整的定向降准政策,及时且切中要害。但,降准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降准精准靶向目标群体,让倾斜政策能切实服务到去杠杆大环境中处于弱势的小微群体,而不是再次变身为“全面降准”,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机构更需关注的问题。

  审计署于近期公布的对农行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至2016年,农行对涉农和小微贷款的统计一直未进行有效规范——将不符合涉农和小微企业主体标准的贷款按涉农、小微贷款统计;另外,2015年至2016年,农行违规向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受限制的地方企业放贷约114亿元。农行并不是唯一一家存在统计不规范和违规放贷问题的金融机构。笔者在各地方采访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机构对涉农和小微贷款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即使有界定的,细究其贷款分布,多数贷款对象也集中于单次贷款数在500万元,甚至1000万元以上的主体。

  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对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实际落实情况存疑。

  相对于金融资本更愿意投资的“国”字背景主体以及拥有大量不动产的房地产企业等,理论上来说,小微群体难以获得贷款或是其贷款利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为其确认的高风险溢价。较高的风险溢价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表现为高利息率;在经济衰退、萧条,或是去杠杆阶段,金融资产就会惯性地流向有财政或不动产兜底的产业和市场主体,而对小微群体形成金融抑制。因而,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金融资产对财政、不动产的固有信任必定会恶化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阻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这也是此时出台定向降准的原因所在。

  这种固有思维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对象上,同样体现于不同经济周期,金融机构不同的放贷条件。银保监会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了0.15个百分点;2018年一季度信托业的风险项目数量也已超过了2017年全年的数据。除了与做实不良贷款的工作有关之外,不少机构透露,近半年来不良率上升的根结在于其金融市场整体在经济向好的年份过度放宽了对生产经营主体的贷款要求,造成了不良贷款等风险在去杠杆阶段的集中爆发。

  而如今,这一系列的固有思维都被证实出现了问题。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多个项目的风险暴露、房价抑制后的房地产公司破产,再到近期引发热议的湖南耒阳财政滑坡导致公务员工资迟发和“明斯基时刻”,都给金融服务机构敲响警钟——固有的、惯性的放贷思路会影响金融的包容性和安全性。因此,社会资金的投向应破除固有思维,综合考虑经济周期、所处行业以及企业本身的成长性等多重因素。

  更重要的是,以上问题和现象给了相关政府部门以提示:监管部门职能不可止于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政策的发布环节。如若放任各方无差别、无监管地落实,定向降准必将变成普遍性降准,无法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甚至抵消严控风险的阶段性成果。各级监管部门应根据地区需求和发展阶段明确差异化的小微企业界定和分类方式,同时,在政策执行期间定期、严格地监管金融机构的政策落实情况。唯有如此,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才有可能有效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