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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虚向实”应对症下药

  如果说,过去两年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与“金融要回归本源”引发了金融业对金融服务对象的重新思考,那么,近半年来金融经济形势的变化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则更启发了业内的专家、机构探索界定金融服务的实与虚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服务“实”。

  近几年特别是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防控金融风险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金融强监管成为常态。而在刚过去的2018年前半年,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导致了,一面是经营主体抱怨的融资难,另一面是金融服务机构手握大把金融资源却在去杠杆的要求下的无从选择。

  金融要去杠杆,金融也要服务实体经济,并为其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这其中的“度”到底应如何把握?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近日浙江大学举办的“金融创新与区域发展高峰论坛”上,探讨了金融服务中的虚实。他提出,只要有市场,就内生着实虚相兼相融的过程。同时,他认为,金融风险多数来自于过量货币进入了错误预期的经济主体而形成的高杠杆运动。

  金融服务的实虚并不以标的的物理形态或价格变动来定义,而是看是否有过量资本投入到了存在错误价值预期的标的之中。去杠杆不可以是笼统地紧信用和“无杠杆”,而是对症下药于错误预期和之上的过度杠杆化。

  因此,金融服务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的矫正,应当被划分为预期的理性化和杠杆的合理化这两个层面。

  前段时间,中央财经委首次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针对去杠杆工作分部门、分债务类型地提出了不同要求。银保监会更是反复强调,要重点把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

  “政府信用”一直是投资错误预期的重灾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状况和侧重点的巨大影响力,导致了财政背书主体的规划和决策或多或少地出现偏差,同时,社会资金的投向也出现惯性预期的问题。但,也正是这部分财政兜底的主体,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容易积累引发局部系统性风险和财政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再加之其债务的隐性化和可能存在的“黑箱”运转,风险一旦暴露,则会对社会整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并对民营经济体融资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

  因此,所谓财政的“刚性兑付”预期应被尽早破除。一方面,这部分有财政背书的主体在融资时有义务强调其不兜底的实际情况,以引导社会资金综合考虑项目优劣;另一方面,社会资金也应当突破过去的惯性预期,作出更为理性和市场化的投资决策。

  预期的理性化针对的是非金融部门的“去杠杆”,杠杆的合理化则是侧重于对金融部门作为的规范。

  回顾近几年发生的金融业的违规案件,如果能够做到在风险发生的第一环节及时认定不良资产,那么损失都将是合理的,并基本不会波及到其他主体。但,实际中,金融机构选择的却是将风险“包装”——进行多种金融产品的期限错配,或是多通道的叠加、嵌套,这让风险被放大到了不可控的程度,甚至造成局部的系统性风险。这就是金融部门过度杠杆化导致的后果。

  因此,对于金融部门的问题,除了金融机构自身要消除杠杆累积行为,金融监管部门不需要细致到检测每一个产品或项目,而是应形成监管的底线思维——利用技术有效控制金融产品的错配比例和叠加层次,防止出现表面产品合规,但过度杠杆化形成的高风险积累的问题。

  “脱虚向实”是在近两年被高度关注和反复讨论的话题。而在“结构性杠杆化”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新要求下,政府、金融机构和各类经营主体应认清其中阶段性的问题和难点,进行针对性、局部性地纠正。但同时,长期发展不可被阶段性问题局限,金融整体仍应兼顾审慎与创新的态度,以确保其长期的安全与活力。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