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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金周刊:“两会”热词透视

  普惠金融:构建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方位普惠体系

  普惠金融被推上高速发展的通道,得益于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5G时代的到来将进一步加速这种融合。构建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方位普惠体系或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议题之一。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而这也是普惠金融连续六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围绕普惠金融相关话题,从一行两会的频频表态发声,到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出实招谏真言,着力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其中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明确表示,16万亿元保险业投资资金可以投到民营小微企业。

  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部门机构设置和管理机制以追求效率为核心,较难兼顾公平。在利润考核的指挥棒下,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动力不足、效果不佳;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推动普惠金融权责不明晰,很难形成“几家抬”局面,不利于引导、激励、监督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这也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与潜力依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的融合运用将更有机会突破传统金融主体实施普惠金融的瓶颈,提升普惠金融的实施效率,降低实施成本,构建更可持续的、全方位的普惠金融体系。

  全方位普惠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为贯彻落实《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G20普惠金融成果文件要求,2016年底人民银行建立了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及填报制度。《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现包含使用情况、可得性、质量3个维度共21类51项指标。2019年10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8年)》(以下简称《分析报告》)。

  《分析报告》指出,从2018年填报结果看,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为普惠金融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我国普惠金融继续稳步发展。一是金融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较高,特别是偏远地区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得到进一步改善。二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成效明显,数字技术与金融融合速度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普惠金融目标群体的能力显著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不断完善。三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状况得到改善,企业银行账户服务流程极大优化;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进一步缓解,普惠口径小微贷款增长迅速。四是信用体系建设、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建设、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等继续稳步推进。五是金融对民生领域、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分析报告》显示,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广泛普及,全国及农村地区人均持有量持续稳步增长;企业法人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数量持续平稳增长,银行账户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银行卡人均交易笔数持续较快增长;活跃使用账户拥有率较上年小幅提升;电子支付继续较快发展,使用普及率持续提升;各地积极稳妥推进移动支付等现代支付工具发展,取得较好成效,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电子支付得到快速推广;非现金支付业务量平稳增长,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量增长迅速。

  银行网点已覆盖绝大部分乡镇,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略有增长。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3%,与上年持平;平均每万人拥有银行网点1.65个,同比略有增长。全国70%的省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已达到100%。

  2018年,人民银行系统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举措,引导金融资源更好服务小微企业,有力支持小微企业合理的信贷需求,普惠口径小微贷款增长迅速。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比上年末高8.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22万亿元,同比多增6143亿元。

  与此同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稳步增长。截至2018年年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7244亿元,同比增长20.6%。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认为,应加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运用,探索适当、有效的运用方式,发挥指标体系对普惠金融工作的参考和推动作用。

  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

  《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18-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较好,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依然是全球“领头雁”,更多城市和地区加快金融科技产业布局;“ABCD+”技术生态逐步成型,关键底层技术融合更加深入,发展特色更加突出;银行数字化转型提速,保险行业已经由渠道变革转向运营和服务变革,智能投顾、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第三方支付和监管科技稳步发展,竞争更加激烈。

  《报告》同时提出了金融科技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十大趋势”,分别为金融科技发展“双稳”结构基本成型,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更加健全,金融科技底层技术融合加快,区块链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增长期,生物识别技术的金融安全保障作用更加凸显,构建开放银行体系的探索和实践更加多元,“中台”战略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实施,互联网企业“去金融化”趋势更加明显,监管科技的主导角色强化,中国版监管沙盒模式逐渐成型。

  随着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数字普惠金融的战略重点将从扶贫脱贫逐渐转移到提升生活质量、优化金融环境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小微企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要求会更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将更加细化、精准化。

  数字化转型为普惠金融提挡加速

  2020年5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媒体单位以及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145家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共同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2020)”(以下简称“伙伴行动”)。伙伴行动旨在形成多方合力,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紧密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搭平台、聚合力、优服务,共同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动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以及供给需求、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形成“携手创新、共抗疫情、转型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同体。

  相关研究表明,预计到2022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将达到4034.7亿元,其中前沿科技投入占比将增长到35.1%。“技术为本、体验制胜”已经是开放银行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随着关键底层技术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开放银行体系会在开放API、SDK的基础上,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创新融合,将提供更多实践案例。

  未来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应重点着眼于几个方面。首先是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应积极进行产品创新,开发更多融资产品,并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优势和特长,构建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其次是注重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有效务实的结合,提高风控能力与服务效率,倡导金融科技平台搭起普惠金融供需两端桥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通过数据赋能、平台赋能、资产赋能,触达更多人群,打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再次是健全信用体系,让信用文化融入人们生活,普及金融政策、金融知识,让更多个体、企业主正确判别挑选适合的金融服务。(本报记者 张宏斌)

  粮食安全:端牢“饭碗”夯实底气

  “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民翘首以待。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广大群众的关注目光已更多转向如何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来,也因此,与经济发展和民生相关的话题无疑将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集中商讨热议的焦点。

  5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其中,粮食能源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导致部分国家出台限制粮食出口政策,加上封城期间交通运输、人员流动限制,一度引发社会对粮食短缺、价格上涨的担忧。诚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具备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此次疫情期间也充分证实了我国粮食储备供应充足,从而保证了各地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加上春播顺利开展、夏粮丰收在望,粮食生产供应不足为虑。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只有端牢“饭碗”,才能做到夯实底气,心中不慌。

  粮食安全问题体现在三方面,生产能力、储备能力、保障能力。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已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去年粮食产量更是达到13277亿斤,创历史新高,但一方面受资源、科技、市场等方面原因制约,粮食安全在客观上面临长期性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加剧了全球市场动荡和粮食供需失衡,引发了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限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从而使得抓好粮食生产、储备与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就是,保证粮食生产和储备的充足,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保障粮食市场长期供需趋势的预期良好和期货价格稳定。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于抓好国内粮食生产,关键在于调动农民和主产区积极性。从种粮农民来看,要保持其种粮积极性,必须使其获得基本收益。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钟茂初表示,要保障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和积极性,当前国家应当对于粮食生产出台特殊的补贴政策、收购政策、农业保险政策;解决粮食生产相关的产业链断点、堵点,应当放在经济复苏举措的重中之重地位;此外,还要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有针对性地解决好由此带来的供给风险和结构性问题。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农业专家尚勋武在谈到“保持战略定力确保粮食安全”时指出,粮食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而且是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紧密相连的定国安邦之重器,是一种战略武器,同时也是金融手段。“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和基础,只要政策适当鼓励,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是可以做到的。”为此,他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严守耕地红线,稳步提升粮食产能;二是科学编制规划,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三是借助“一带一路”,建立新的粮食生产基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保护耕地资源,确保耕地既有数量又有质量,尤为重要。一方面,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防止非农建设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严格执行各类土地使用标准,依法依规做好占补平衡,严守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要抓好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水利工程建设,提高农田抗旱抗病灾能力,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稳步提升耕地质量。与此同时,通过科学编制规划,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快健全科技支撑体系,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基本口粮的市场供应充足,部分粮食进口主要是品种调剂。但是,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消费食品结构在发生改变,对油料和肉类的消费需求较快速度增加。据了解,我国国产食用油供需缺口从2010年的1270万吨扩大到了2019年的2636万吨,自给率从44.8%降低到了32.3%;2019年我国进口肉类总量482万吨,比2015年增长97%。这种消费趋势变化意味着在确保基本口粮生产的前提下增加饲料粮油的生产,需要粮食生产战略适应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种植业结构。

  尚勋武认为,我国传统粮食进口方式存在一定弊端,需要开辟粮食进口的新通道和新源地,而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建立新的粮油供应源,不失为新的选择。

  此次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提醒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粮食总量安全上要一如既往坚持高标准要求,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强化科技支撑,做到“田里有粮,库里有粮,碗里有粮”外,还需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加快,土地经营权获得有序流转,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集中化程度。同时,通过优化经营制度,培育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种粮家庭农场、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也进一步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

  有专家指出,下一步将探讨如何激活粮食生产的主体、市场和要素,形成可积极引导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财政、金融、保险、期货等多元政策工具和政策框架,将成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粮食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课题。(本报记者 谢利)

  农信改革:准确把握节奏与方向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县域法人地位。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在2020年继续将深化中小银行和信用社改革作为了2020年的重点工作,银保监会也提出将以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各类银行保险机构改革。在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与政策作用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如何让农村金融机构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及未来,发挥更高效的服务地方实体经济作用,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无疑将备受关注。

  2019年的农信社改革经历了什么?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农商银行1483家,相较于2018年末的1427家增长了56家。与过去近十年农商银行每年过百家的增长数量相比,2019年农信社改革特别是转制农商银行数量明显减缓。但改制数量减缓并不代表改革步伐的放缓,在这样的数字变化背后,农信社改革正呈现出新的特征。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较高速度的商业化改制,对于促进机构服务回归本源、优化经营管理以及消解风险的作用是有限的。据新浪金融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延续2018年的罚单开出结果,2019年中小银行仍是银保监会的监管和处罚重点,各地农商行和城商行共收到罚单近1900张,占到银保监系统全年开出罚单数的近六成。结合被罚原因看,贷款业务和票据业务违规事实类型还是占到大多数。必须承认的是,部分农商银行的治理结构和内控管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商银行的资产质量。截至2019年底,农商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9%,资本充足率为13.13%,拨备覆盖率为128.16%。农商银行整体的资产质量在所有银行机构中表现较弱且分化较大。尽管不少农商银行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了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的路径并将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但正处于不良压降压力中的机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今年又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以“三农”和小微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商银行或将承受较大的资产质量下滑的压力,这也加重了农信社改革的复杂性。另外,剩余未转制的农信社存在着改制条件不达标或者不适合转制等情况,对于这部分机构,需谨慎选择改革方向和时间,以防范局部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再现。

  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在农合机构改革这一独立专题中明确指出“避免行政强制改为农村商业银行、强制入股、名股实债甚至贷款入股等错误做法”,为下一阶段的深化农信社改革奠定了基调。

  事实上,从2019年农信社改制的节奏看,业内已关注到了上述问题,也因此呈现出了新的改革特征。除了常规的机构改制之外,较多农合机构选择以合并组建方式完成改制或改革的深化。例如,广东佛山农商银行吸收合并高明农村商业银行和佛山市三水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组建而成新佛山农商银行,以优质农商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优势完成了对区域内的农信社改制;广东茂名农商银行和湛江农商银行都是由多家联社合并组建的。还有部分已完成转制的农商银行,通过兼并、重组或引入战略投资主体等方式优化治理架构、提升风控水平,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改革的目标。例如,江苏徐州就将3家在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质量等方面欠佳的农商银行进行了合并组建;广东潮州农商银行、阳江农商银行等机构的合并组建,也是异曲同工。《报告》中所提及的“省级人民政府要落实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牵头对辖内高风险农合机构逐家制订风险处置方案”,在实践中已获得阶段性验证。对于目前已完成改制的农商银行而言,有了这样的实践和监管政策作指导,过去改制过程中留下的顽疾和风险,也就有了疏解的方式。不过,准确把控存量农信社改革的节奏和方向,仍是最为关键的。

  在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同时,农信改革的另一方面——省联社改革,或将取得一定的突破。尽管这一直是农村金融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2016年至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先后提到“开展省联社改革试点”“抓紧研究制定省联社改革方案”和“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但具体的改革模式、省联社未来应担当何种角色等问题一直是相对模糊的。在本轮农信社改革启动的17年后,省联社的主要职能由机构重组、出清风险等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数字化转型、业务监督等专业化服务职能。

  有媒体报道,今年4月省联社改革相关文件已经下发各地省政府,这次改革方向很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对省联社改革不搞“一刀切”,各家省联社可在改革原则的总体要求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改革方案;再经省政府报送银保监会,银保监会审核各省联社改革方案,然后给出答复。监管部门的回应激发了多地省联社的改革动力。5月8日,陕西省政府发布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其中显示陕西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省长,副组长为常务副省长和省政府秘书长。陕西秦农银行模式一直被业内视作省联社改革的一种重要探索与尝试,因此,由陕西省政府主导的联社改革也将引发关注。此外,河南省农信社在召开2020年度工作会议也提到,要以重塑农信社管理体制和完善法人治理机制为重点,理顺省联社与各经营主体的关系,廓清权力运行边界,着力建立以资本为纽带、以股权为联结的新型行业治理关系。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今年年初的媒体通气会上提到,下一步要推进省联社改革,并将采取多样化改革模式。上述几家省联社的动作或许暗示了,多样化改革正在到来。(本报记者 宋珏遐)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