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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贷转型须厘清业务模式

  “3·15晚会”曝光“714高炮”的小额高息“现金贷”骗局,将小贷行业再次推至舆论风口。这一行业上次受到公众高度关注,还是在2017年底开始的“现金贷”业务集中整顿阶段。而近期同样引起业界讨论的还有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小贷公司8133家,从业人员90839人,实收资本8363.2亿元,贷款余额9550.44亿元。与2017年公布数据相比,2018年全国有418家小贷公司进行了工商注销,1.3万人离开小贷行业,贷款余额降低2.5%,行业主要数据中仅实收资本略有上调。还有参与基层调统的工作人员向笔者透露,部分地区统计在册的小贷公司中超过一半的机构也都已处于经营难以为继的状态。

  小贷行业负面消息被曝及其主要指标下降,是否意味着小贷行业会就此走向弱势?

  小贷行业洗牌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自2013年起,我国小贷行业企业数量增速开始下滑,2015年开始小贷公司数量开始逐年减少,从业人员数量持续走低,而贷款余额除2017年保持增长外,其他3年都呈下降态势。

  小贷行业指标出现拐点的时间,恰好也是“普惠金融”一词被官方提及且互联网金融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阶段。当时确实有不少以“普惠金融”为噱头实则开展高息“现金贷”业务的公司,借机进入小贷行业。过多的小贷服务让消费者难辨真伪,严监管态势逐步增强,再加之小贷公司资金来源本就受限,这些都导致了小贷行业面临整体的洗牌。但目前,国内仍有不少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服务金融弱势群体的小贷主体,他们或是一些小贷公司,或是部分地方性银行在NGO组织的支持下进行的小贷主体,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也在启发其他小贷公司优化业务模式,回归差异化服务实体的初衷。因此,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近些年指标下降,但对行业而言是一轮良性洗牌,小贷公司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使是正规金融机构也不能否认小贷行业存在的价值。笔者近日与一些地方性银行负责人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时,他们表示,即使不考虑监管要求,地方金融机构仅出于自身资金安全考虑,其贷款业务开展也是相对保守的,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担保链”引发不良危机的地方性机构。那么,就必然需要其他小型金融机构对相应供给缺失的部分以及“过桥”等短期融通资金需求进行有效补充,以在全社会形成针对不同需求层级的、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对于小贷行业而言,持续的严监管当然是必须的,因为事实证明仍有不法机构有受到高利驱动而开展“现金贷”等违背监管要求业务的情况。而这种监管趋严和模式探索等因素引致的行业“重置”,必将带来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这给出了仍在行业内部的机构以优化自身业务模式的机遇和空间。唯有监管与行业自身共同发力,小贷才有可能在未来得到完全的认可,全方位的金融供给体系才有可能形成。

  要想厘清业务模式,小贷行业首先要认清定位。“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在2013年11月被写入18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后,但由于利益驱动和业绩因素,其在微观实践层面仍存在被误读和滥用的情况。普惠金融的真正内涵是建设全方位服务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金融体系,而不是指某种具体产品、服务。基于这一内涵,小贷行业应认清其定位就是商业化地服务那些被正规金融排斥的对象或情形——正规金融服务无法全面覆盖,小贷行业才会有潜在服务市场。

  在认清潜在市场后,就需要对锚定市场研究适当的业务开展模式。那些被正规金融排斥的“缺点”应被重新审视和研究。由于服务对象多缺乏有效的信用数据或信用相对较低,那么小贷公司就更需要有足够的服务精神,对客户的生产生活特点、金融需求特征以及风险点等进行深入了解。在这一过程中,大数据更多地不是被使用,而是被扩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小贷行业也有言“不”的权利。当主体涉及风险和问题无法被合理利息覆盖时,小贷公司也应当拒绝,以保证自身定位和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