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
目前国内通胀稳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能够起到支撑作用，使用中短期、对冲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更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的坚定决心，在新时代开放再扩大、改革再出发这一战略棋局上下出了极具深远战略意图的“先手棋”，对办好海南等经济特区、构建我国改革开放新格局、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推进中国与亚洲、世界合作共赢，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月22日，在第158场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庞秀生介绍了该行以新金融模式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情况。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建行着力“新连接”，搭建了安全、阳光、免费、开放的住房租赁服务互联网平台；试水“存房”，以新模式拓宽房源供给；推出了建行住房指数，以大数据服务住房市场；推出“要租房 到建行”品牌，倡导长租长住新理念。
春回神州，日暖东方，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激荡着蓬勃的复兴气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再接再厉，我们就一定能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这一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构建，昭示着金融改革正在......
共享单车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便利，也曾在过去两年内掀起资本风潮。但是，暂且不论其是否真的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普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企业要以何种心态来发展。
推行普惠金融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理念更新，二是制度建设，三是技术进步，四是金融教育。
我国经济有较强的承受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但是，这与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毫无关系。我国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遵守自由贸易规则方面堪称模范。经过近些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已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为主较为均衡的拉动作用。我国实行全方位开放，对外经贸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霍学文指出，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缺少底线、缺乏标准、缺乏监管，甚至无门槛，导致行业发展进入另外一条路，所以必须加强监管、加强规范。
中国银行作为中管金融企业，要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金融科技企业拓展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海南省向着打造自由贸易港、成为区域贸易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总体方案从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路径设计，凸显了海南自贸试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让个税专项抵扣项目公平简便地落实到居民身上，是个税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个税“红包”充分兑现的前提。在个税改革全面落地的最后冲刺期，各方尤需再加把劲，把准备工作做充分。
在10月13日召开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第六届年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就深化机制改革和加强预期引导方面谈了自己的三点看法。
发展与监管之间的矛盾也仍然有待处理。“金融发展对地方来说是一个易见效、易考核的目标，而防控金融风险对地方来说是一个长期、隐性的约束条件。”殷勇认为。
盛松成认为，如果我国跟随美国加息，无论是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还是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都不适合我国目前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我们认为，涉及指向、时序的精准施策将成为下半年金融领域工作的看点：一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核心目标，把握具体政策的执行力度与节奏；二是在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定向调控方面发力，预先调整以防止矫枉过正；三是以灵活的政策搭配兼顾总量与结构，加强决策的高位协调和执行的过渡与缓冲；四是在容忍合理波动的前提下，因势利导稳定短期情绪波动，提升价格弹性。考虑到金融布局长期发展与规避短期风险的现实，我们建议，在迈向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关键进程中，应坚持常态化预期管理，避免内外风险共振，注意防范金融“动物本能”，推动金融有序全面开放。
资产管理业务尽管总规模在剔除交叉持有后在我国全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并不很高，但对整个金融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飞猪旅行对老顾客出售更高价格机票，存在“大数据杀熟”之嫌。
快递调价并非首次。实际上，去年价格普涨已经出现。
与其抱怨“政策”摇摆，不如在投机豪赌时对市场保持敬畏之心，关注市场实际的供需特点与行业趋势。
随着财政考核、预算管理日益严格，资金使用、软性预算约束也逐渐趋严，政府盯紧“钱袋子”的意识越来越强。然而，除了理顺资金的来龙去脉外，资金用到何处、是否合理，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激发企业活力的“先手棋”。在不同地区，由于经济思维、产业发展模式、区域文化等存在差异，简政放权的落实程度也存在区别。实际上，这既受到部分机构任务繁杂、人手不足或专业人才不足等客观因素限制，也受到庸政懒政、不作为等主观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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