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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压力大 减税“领军”稳增长

  国内外因素复杂交织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对此,货币政策独木难支,财政政策有望更加积极。财政部近期表示,正在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其中,如何为企业减税,减轻企业生存发展的负担,是当前稳增长的一个关键点。

  “积极”财政政策应发力减税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与扩张支出、增加补贴相比,以减税的方式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好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当前扩张支出拉动基建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已经边际减弱,支出效率偏低。其次,通过财政补贴鼓励民众购买特定类型商品,本质上属于一种非市场化的‘拉郎配’方式,这会扭曲民众的消费选择,带来经济学上的‘替代效应’,不利于经济效率、民众福利的改善。第三,减税可以实质性地提升民众收入和企业盈利,带动消费、投资增速改善,提升经济内在增长动力。而经济动能的增强又会进一步改善民众收入和企业盈利,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高企,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问题较为突出,进一步通过扩张支出、增加补贴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空间已较为有限。而以减税的方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而且,若能伴随支出端的适度调整,将不会对财政平衡形成明显压力。”由此,王青判断,下一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在特定领域(如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等)弥补基建短板外,减税降费将是主要发力点。

  中金公司的刘鎏等分析员指出,中国企业部门税负明显高于国际水平。具体而言,“中国政府各项税收中,增值税占GDP比例和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但是高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企业所得税占GDP比例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国际贸易税收占GDP比例高于OECD国家,但是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远低于OECD国家水平,也低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社保缴费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基本相当。”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向《上海金融报》记者指出,更大力度减税,关键是在占税收收入大头的税种上做文章。“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分别达到39%和22%以上,占比合计超过60%,因此,下调这两大税种的税率,才能实现真正的更大力度减税的效果。”

  增值税“强征管”亦需降税率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5月增值税税率下调后,其占整体税收收入的比重仍达40%左右,占企业税负的比重超过70%。”王青指出,“更重要的是,随着‘营改增’全面实施,征管能力提升导致税基扩大,客观上起到加税的效果,一些中小企业对此感受最为明显。”

  今年5月1日税率下调后,目前三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6%、10%和6%。

  刘鎏等分析员指出,过去几年的增值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减税效果,但2018年全年增值税有效税率未必下降。“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增值税增速大幅加快,远高于名义GDP增速。这和税收征管力度上升有关。一是‘营改增’增加了企业偷逃税的难度;二是金税三期工程全面上线后,税务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今年上半年,增值税有效税率同比上升了0.5个百分点。”刘鎏等人表示,“5月1日起,最高两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从17%和11%降至16%和10%。增值税增速7月份以来明显下降,9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三季度增值税有效税率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如果四季度增值税有效税率同比仍然下降0.4个百分点,全年增值税有效税率可能高于去年。但是,今年下调增值税税率对于明年上半年也有减税效果。”

  王青指出,“强征管”需要降税率进行对冲。对企业,特别是当前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小企业来说,如果增值税税率能够进一步下调,对减轻企业税负的效果将最为显著,企业获得感会明显增强,此举对中小企业更具有定向支持效应。

  唐建伟指出:“随着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完善增值税税制的步伐需要加快,重点是要尽快实施三档并两档的既定改革目标。三档税率不管如何合并,最高一档的税率都应该适当下调,最终目标是要在完善增值税税制的同时,也能实现增值税总体税负的下降。”

  与增值税类似,从2019年1月1日起,各项社会保险费将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可能提高企业成本。王青就此指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后,客观上也会出现‘费变税’的严征管效应。由此,若严格落实国务院提出的‘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目标,未来社保费率需要一定幅度的下调。考虑到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三个险种的总体缴费率均不超过1%,这三个险种费率下调空间极小;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率为6.0%,且支付压力很大,费率降低空间也很有限。由此,单位缴费比率为20%的基本养保险或成为未来‘降费’的主要目标。”

  企业所得税有下调必要和空间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第二大税种,在税收收入中占比在20%左右。当前我国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全球主要经济体很多在20%上下的水平,因此从税率上看有一定下调空间。”王青指出。

  唐建伟表示:“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率为25%,但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税率,对小微企业实行20%的税率。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率是低于25%的,可能和美国现在21%左右的税率差不多。但考虑到我国企业的整体税负较重,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适当下调企业所得税率仍有必要及空间。”

  具体而言,唐建伟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一是直接将企业所得税率下调至20%左右,同时对高新技术企业及小微企业继续实施相应优惠税率;二是保持企业所得税率不变,但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进一步下调税率。

  王青也表示,企业所得税还存在结构性降税空间。“当前给予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抵扣等政策已取得一定减税效果,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

  财政收支平衡不可失

  大幅减税若得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问题何解?王青认为有三项举措可以应对。

  “首先,可适度削减基建支出等经济事务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及总体水平。当前我国财政中这类支出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趋于下降,逐步调降这方面的财政开支是大势所趋。其次,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这是一块硬骨头。最后,社会保障支出增速要与我国经济及财政收入增速相匹配,适度控制当前已处畸高水平的养老金替代率。这样既可通过持续强化社会保障促进消费转型,又可避免短期内刚性社会保障支出过快增长对财政平衡、政府债务负担形成巨大压力。”王青表示,“总体而言,大幅减税必须以支出端的调整和压缩为前提;否则,以增加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的方式减税,将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李赫表示,“大减税”应综合考虑赤字压力和财政政策,既达到减税效果,又不对财政造成较大压力。李赫同时指出,如果减税力度过大,造成财政收入过快下降,不利于宏观风险的控制。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