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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税优险叫好不叫座难题——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养老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再度提高。税优健康险作为首个具有政府类导向的健康医疗险产品,拥有诸多优势与特点,对养老保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 2016 年展开试点,并在 2017 年全国推广以来,市场整体发展明显不及预期,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境地。

  

  针对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滨在今年的政协提案中呼吁解决税优健康保险“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推动税优健康保险顺利发展,为打赢健康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他还提案建议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税优健康险发展落后业界预期

  近年来,为保障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基本医保压力和参保群众医疗负担,国家大力扶持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以下简称“税优健康保险”)。保险业也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将发展税优健康险作为服务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来部署。

  自 2016 年开展税优健康保险试点及 2017 年全国推广以来,行业中共有 24 家机构开展该业务,中国人寿承保保单件数位居前列,累计赔付 2300 多人,赔款支出 1200 多万元,人均赔款支出约 5400 元。但总体看,市场整体发展明显不及预期。截至2018 年底,行业累计承保仅 31.9 万件,累计实收保费收入仅 9.4亿元。

  王滨认为,这一现状由多方面原因导致。一是个人所得税优惠额度有限,撬动力度不足。税优健康保险政策主要是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险,提供最高 2400 元 / 年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相当于个税征收点最多可提高 200 元 / 月,在总收入中占比较低,对纳税人群的吸引力有限。尤其是随着个税改革的深入推进,个税征收点提高,税优政策覆盖的人群范围将进一步缩减,税收优惠的吸引力也将面临进一步下降的挑战。

  二是业务流程复杂,影响消费体验。当前,纳税群体投保税优健康保险时,需本人提供由当地税务机关或其供职单位开具的相关纳税证明材料,承保后需由扣缴义务人协助办理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手续。税优健康保险的业务流程复杂繁琐,体验不佳。

  三是税优健康保险产品较为单一,吸引力不足,难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税优健康保险采取万能险方式,包括医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责任。投保人在产品形态方面缺乏自主选择权,且产品主要是医疗费用保险,单一的产品结构难以满足投保人的多元化健康保险需求。

  四是重视投保人权益,但对保险机构激励还有待提升。税优健康保险要求保险机构遵循保本微利原则、不得因既往病史拒保、保证续保、无等待期、不得设置免赔额、简单赔付率不得低于 80%、不得对个人账户收取管理费用等。这些规定更好地保护了投保人权益,但对保险机构而言,风险大、成本高、利润低,不得不谨慎展业。

  探索建立税优额度动态调节机制

  如何解决税优健康险在发展中显现的问题?王滨建议,提高税收优惠力度,并探索建立税优额度的动态调节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费用上涨幅度及个税政策调整等情况,定期调整税优健康保险税前抵扣额度,或将购买税优健康保险的支出一次性进行税前抵扣。简化税务操作手续,提高税收优惠抵扣的便利性。尽快打通税务与保险系统的对接,可将购买税优健康保险的支出列入个人所得税专项费用扣除项目。

  其次,丰富产品形态,放宽个人账户使用限制,提高政策灵活度。王滨建议,完善税优健康保险的产品种类,逐步将给付型、津贴型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纳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探索将护理险、健康管理等相关业务纳入税优健康保险产品范围。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允许投保人在退休前使用个人账户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支付个人自负医疗费用,以鼓励中青年群体参保。同时,赋予保险机构更大的业务经营空间,更好调动保险机构能动性。建议监管部门制定相关产品责任调整规则,允许定期调整既往症定义、正负面清单、特定门诊治疗手段、慢性病定义等条款内容。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王滨委员还提案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他表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石。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央行征信中心负责管理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简称“征信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对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社会公众融资的便利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处初级阶段,仍需不断加以完善。

  王滨进一步指出,现有信用服务系统覆盖内容相对有限,实体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的力度有待提升。同时,现有信用服务系统接入难度较高,非银行金融机构掌握的大量信息未能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服务系统对信息缺乏整理和挖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现代化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王滨建议,进一步加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力度,扩大信息采集范围。在做好征信系统等信用服务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力度,逐步扩大信息采集范围,加强信息整理和挖掘,引导小微企业等正确认识信用价值,调动其在信息平台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企业覆盖广度和深度,更好对接直接融资市场信息披露标准,扩大相关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让金融机构能够更好获取和使用权威来源信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其次,加快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系统和征信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立足于行业的业务特性和数据特点,制定符合行业需求的信用信息归集和处理标准,并通过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处理手段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工,促进相关信用数据实现有效开发利用。同时加强与现有其他各类信用信息系统的有机对接、协同联动和共享共用,共同推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全面发挥作用。

  同时,依托先进科技手段加快市场化信用服务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政府主导的公共性信用服务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多层次、多类型的市场化信用服务与之相互补充,互联互通。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行业自律和业务规则,规划形成信用服务产业链,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的技术等优势,降低信用服务成本,推动信用服务产品创新,拓宽信用服务产品应用范围。特别是针对发展更为灵活的小微企业,应充分发挥先进科技手段,创新符合小微企业发展特点的信用服务产品和模式,为小微企业便利融资提供有效支持。

责任编辑:董方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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