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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代表的法治情怀——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与他的七份建言

  不久前履新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王景武,历任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广州分行行长,又曾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不仅是一位老金融人、老代表,更是一位“高产”代表。

   

  王景武今年又带来了七份议案、建议。记者统计,他在历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议案、建议已高达四十余项,内容涵盖经济、金融、监管、民生等多个领域,尤其关注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工作,几乎每年都会提出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的议案或建议。

  今年,王景武提交的议案和建议中,“修订存款保险条例”“开展反洗钱法修订工作”“制定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建立现代动产担保法律制度”以及“试点推进监管沙盒机制”等都与此主题有关。

  试点“监管沙盒”创新监管 

  近年来,“监管沙盒”的概念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监管沙盒’机制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监管。”王景武介绍,它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寻找监管新平衡”的有益探索,大大缩短了金融企业创新申请时间,有效降低合规成本。与此同时,‘监管沙盒’有机统一了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双重职能,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好履行监管职责,促进金融创新监管。

  王景武指出,“监管沙盒”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创建‘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可以通过小范围试点,为国家改革积累经验;二是能在相对封闭的体系内更好地评估和防范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三是以交易数据、流程数据、风险数据等多项数据为核心和驱动的金融科技监管解决方案,有助于建立统一规范的监管执行标准,增强信息共享;四是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进一步保护金融消费者;五是试行放宽限制是对现有法律规制的有益补充,清除了复杂的法律框架给金融科技创新造成的阻碍。

  作为金融科技高速发展背景之下新兴的监管手段,“监管沙盒”为金融创新产品的跨业和跨地区金融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王景武建议:“我国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等重点地区开展试点,积极参与‘监管沙盒’机制建设。”

  他强调,“监管沙盒”机制建设应抓住几个重点。一是明确“监管沙盒”实施目的,即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并使消费者受益,应避免其成为规避监管进行监管套利的工具。可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出台“监管沙盒”制度。同时,通过协调“监管沙盒”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关系,强化监管测试主体之间的行为规范,确保测试的权威性。还可借鉴香港做法,仅放宽业务规范而不放宽机构准入,鼓励持牌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

  二是规划好“监管沙盒”实施步骤。“监管沙盒”机制应借鉴香港做法,先在风控能力最强的银行业先试先行,再适时拓宽到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金融机构。试行之初可借鉴英国模式,对每个测试项目指派专人进行跟踪沟通指导,增进其对测试监管、政策和法律事项的理解,并及时掌握测试最新动态。

  三是储备“监管沙盒”相应监管人才。为提升实施过程中“监管沙盒”制度相机决策水平,建议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金融科技的人才和知识储备,使监管人员不仅懂金融监管,更懂金融科技,有效满足金融科技监管需要。

  四是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监管沙盒”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先进做法,使金融科技的测试产品或服务在上市前具备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首先,必须向有意参与测试的消费者告知项目处于“监管沙盒”测试中及可能面临的风险。其次,消费者必须是自愿参与,且需签署书面同意书。禁止以捆绑、强制等方式强迫消费者参与。最后,参与测试的消费者有与一般金融消费者同等的财产安全权和依法求偿权,测试企业还需制定经监管部门审核的详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及补偿方案。

  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在王景武看来,“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2015年5月《存款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目前存款保险风险处置功能尚未充分发挥,《条例》作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重要法规,在处置触发机制、处置权力、处置方式、处置工具、基金使用和后备融资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王景武如是说。

  王景武建议尽快修订《条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确立存款保险处置当局的法律地位,做实存款保险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促进形成“非纠正即接管”的处置触发机制,完善市场化处置方式和工具,推动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做实早期纠正机制,确立规则式的处置触发机制。”王景武建议,一是进一步丰富早期纠正措施,拟增加“限制分配红利或实施激励、限制股权投资或回购资本工具、限制资本性支出、停办高风险资产业务、限制增设新机构或开办新业务”等措施。二是设立触发指标和具体定量标准,明确“非纠正即接管”。当投保机构资本充足率低于2%或者存在其他引发严重信用风险的情形时,立即触发处置程序。符合触发情形的投保机构,应当在90天内限期实施自救。一旦限期内自救不成功,相关部门及时启动接管程序,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处置。

  “同时,要确立存款保险处置当局地位,强化存款保险处置性权力和工具。”王景武说,一是增加存款保险实施经营中救助的处置方式。建议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使用基金对SIFIs实施注资,进一步丰富存款保险处置系统性风险的方式。二是进一步丰富风险处置工具箱。建议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既可以促成其他合格投保机构实施收购承接,也可以设立过桥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实体、特殊目的载体(SPV)等处置工具直接实施收购承接。三是明确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处置系统性风险的例外条款。建议在《条例》中明确,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处置系统性风险应当考虑整体风险和损失最小化,可以遵循系统性风险处置例外条款的规定,即基金使用成本可以超过存款偿付的成本,但这种方式只能用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

  “增加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豁免条款。”根据《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王景武建议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促成投保机构重组和处置系统性风险,并增加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TLAC资本计提豁免条款。当我国G-SIBs符合可处置性评估相关要求时,就可以按照TLAC的相关标准,豁免相应资本计提要求。

责任编辑:董方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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