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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维护金融稳定——访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阳春三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带着凝聚心血的议案提案,聚首北京,共商国是,赶赴这场“春天之约”。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地方财政要增加投入,增强地方融资担保的能力;银行要改变过去传统考核方式,在农业贷款等方面增加补贴,调动银行的积极性。” 3月7日下午,在江苏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为做好金融工作献计献策。

  今年人大会议上,郭新明和去年一样,继续为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立法发声。他带来了关于研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建议、关于制定《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的建议和关于建立独立于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化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裁决机制等建议,希望推动我国金融立法工作的进程。

  

  加强支付服务市场监管 

  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颁布8年多来,有效规范了非金融机构的支付服务行为,对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支付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但是,《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因法律层级不高导致惩戒力度不足、跨部门监管协调难度大等问题。与此同时,支付服务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无证经营和不当竞争现象突出、交叉性金融风险放大等隐患,加强支付服务市场监管已经成为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内容。

  郭新明就此认为:“高层级法规的缺失导致支付监管工作难以形成高压态势和有效威慑,进而严重影响整体监管效能。”因此,他建议加快推进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为金融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郭新明告诉记者,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要细化,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具体数量和性质进行关联,与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进行关联,加大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违规机构为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提高支付机构的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

  “要按照穿透式监管原则,研究确定支付机构监管新思路、新方法,建立健全事前审批、事中把控、事后检查的监管机制,对支付机构公司管理、业务经营、关联交易等实施全方位监管。” 郭新明表示,要建立健全准入退出机制,提高准入门槛,强化退出要求,奠定“有进有出”的法律基础,将未实质开展业务,未经许可转让、出租、出借《支付业务许可证》等违规情形纳入退出范围,依法吊销《支付业务许可证》。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支付服务市场监管离不开高质量的沟通协调。对此,郭新明建议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监管协调机制,对于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协调和联动的事项,明确和细化各部门、各地区职责分工,采取有效的监管手段,如建立跨部门共享的互联网风险整治黑名单制度和跨部门跨地区的线索、案件移送督办制度等,构建监管合力,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消费纠纷应建立专业性非诉裁决机制 

  近年来,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金融服务收费、理财产品等各类金融消费纠纷不断攀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诉求渠道不顺、纠纷诉调成本过高、金融监管部门人员力量与经验不足等问题日渐突出,如何有效化解金融消费纠纷、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工作迫在眉睫。

  今年人大会议上,郭新明呼吁,有必要在金融领域推动建立独立于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性金融非诉裁决机构,由该机构统一受理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投诉,并将投诉转交被投诉金融机构处理,当消费者对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满意时,该机构将对纠纷进行调解或裁决。

  郭新明调研发现,目前的金融消费纠纷,在解决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调解、仲裁)专业性不足、不够经济。一是诉讼方式程序复杂、时间长,消费者还需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加之普通百姓的厌诉心理,导致这种方式无法简便快捷处理以“大批量、小金额”为特点的金融消费纠纷。二是现有的调解组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金融行业专业性强且新产品、新业务层出不穷,人民调解委员会、普通的仲裁机构往往缺乏专业的调解员和仲裁员。三是现行仲裁机制难以适应化解金融纠纷的需要。目前金融仲裁收费较高,且都是兼职,难以及时解决消费者小额纠纷。

  “国际上现有成熟和高效的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基本上都采用‘调解’+‘仲裁’结合的模式。” 郭新明以英国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公司(FOS)为例介绍说,FOS可受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的所有金融纠纷,采用“调解”+“裁定”的方式处理纠纷,如果当事人无法达成和解协议,FOS有权通过裁定要求金融机构对消费者进行赔偿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一旦消费者接受裁定的内容,裁定就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

  在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郭新明建议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方面的制度。建议对国务院办公厅1995年发布的《关于印发〈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的通知》进行修改,允许专业性第三方纠纷解决组织新设或参与组建金融商事仲裁机构。

  同时,还需要统一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郭新明建议,人民银行与司法部可联合制定出台全国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建设规划,集中各方力量,高标准地建设专业化、公益性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组织。“鉴于金融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可以考虑先行在经济金融活动活跃地区和中心城市,统一规范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明确‘调解’+‘仲裁’的纠纷调处模式,由委员会对金融消费纠纷先行调解,调解不成时直接进行仲裁。” 郭新明说。

  郭新明进一步表示,还要明确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效力。即从中长期看,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或由国务院制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条例》,明确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管辖范围、议事规则、裁决效力等。在上述法律法规短期内无法出台的情况下,可在现行仲裁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框架内明确“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效力,即仲裁结果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遴选调解员、仲裁员时要充分考虑金融消费纠纷的专业性、复杂性及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可从具有一定资历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法官、律师等职业人士中选聘调解员、仲裁员。” 郭新明还建议在新设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中建立专职的调解员、仲裁员队伍,提高调解工作的专业性。

责任编辑:董方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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